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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栽培,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米之路

发布时间:2019-12-17 07:27编辑:中国史浏览(75)

    赵明龙

    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与稻米之路

    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骆越先民开创的水稻文化就开始向北方和东亚各国逐渐传播,给那里的传统农业生产注入新鲜血液。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林琳的《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①]、吕名中的《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②]、彭适凡的《百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卓越贡献》[③]、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的《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④]一文中都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本文不再赘述,而是重点介绍骆越水稻向东南亚、南亚地区传播的一些情况。

    梁庭望

    梁庭望

    一、传播的线路

    据美国《读者文摘》披露,在全世界大米、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中,以大米为主食的占人类过半。正因为如此, 200多年来,世界上若干国家都在争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权,把这视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荣誉。到19世纪中叶,农业史学界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最早源于中国,另一派认为源于印度。19世纪末叶,多数专家认为,无论是中国、印度或东南亚,都对水稻人工栽培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水稻人工栽培的最早发源地,应在中国的江南。1881年,德国农业史专家康德尔(D·Camdolle)撰文认为,印度水稻人工栽培应在中国之后。1884年,他在《作物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从中国南部到东南亚,稻是最早的农作物,并且预言中国江南应当有野生稻。1917年,英国农业史专家墨里尔亲自到中国华南做田野调查,他沿珠江主流西江西进,在广东罗浮山麓发现了野生稻,循此西行一直到西江支流黔江一带的石龙,发现西江流域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证实了康德尔的预言。1926—1933年,我国著名农业史专家丁颖多次到广州东郊犀牛尾泽地、番禺、增城、从化、清远、三水、阳江、茂名、吴川、遂溪等地及广西西江流域考察,果然发现了野生稻的更广泛分布,这就为栽培稻起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稻米在当今世界人民的生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期刊《读者文摘》1987年11月号指出:“以大米为主食的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半数。”水稻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地区性的稻作文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许多从事稻作农业的民族,都在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的形成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贡献最大。其中,壮族则是发明水稻种植最早的民族,他们被埋没很久的功绩,今天应当让其昭示于天下,使吃大米的人永志不忘。

    1.海路

    关于水稻最早起源于中国的论点,得到了日本科学家的赞同。1942年,日本农业史家比野曾经到海南岛考察,认定海南岛有野生稻。1944年,日本学者宇野撰文考证,印度尼西亚爪哇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已开始种稻,但那是公元前1000多年澳尼民族(Austronesian)由中国南方带去的。有的专家是从语言角度考证的。如认为公元前一世纪,印度北部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已确知有稻,在这前后,即公元一二世纪之间,印度梵文古籍已提到稻字。更早的公元前1000多年印度阿闍婆吠陀(Athrvavida)赞美诗中也已经见到稻字,可见印度是水稻的发源地。但欧洲农业史专家察脱杰(Chatterjee)认为,中国古籍《说文解字》提到商代初年(公元前1750年左右)伊尹时中国南方已经种稻,当时称为秏,比印度早600多年。他又根据马提哈善(Mhdihassan)的研究成果,于1951年撰文认为,拉丁语中的oryza并非源于印度语的Arishi,而是来源于中国宁波方言的ou—li—zz,因为印度Arishi不是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宁波方言的li—zz,倒装为Zz—li。关于水稻人工栽培法的传播,1935年欧洲专家伯兰根布(Blankenburg)认为,水稻人工栽培法是经过桂南与越南、老挝,滇南与泰国、缅甸之间的通道向西传到印度阿萨姆邦(那里有壮侗语族即侗台语族阿含人)的,传到印度后再经过伊朗传入巴比伦,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新大陆发现后才传入南美。伯兰根布画了一幅完整的传播图。1951年,日本人安藤著文指出,水稻人工栽培术是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由中国南方经东南沿海的海路传到日本的,形成了“稻米之路”。1956年,日本人野口发表文章,同意安藤的观点。

    水稻种植的起源,世界农业史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我国和印度同为最早的稻作发源地。另一种认为,我国是唯一最早发明水稻种植的国家。我国农业史专家丁颖50年代指出:“至于印度栽培稻起源于本土或来自中国,还没有定论。……但印度稻作起源于我国之后,和我国稻种没有来自印度的可能性,当然无可怀疑。”[1]因为“康德尔(De Camdolle:1884)认为印度的稻作起源在我国之后。据察脱杰(Chatterjiee:1951),约公元前一千年的阿闍婆吠陀(Atharvavida)赞诗中始见稻字,北印度巴佛哈那加(Bahudhanaka)的游得希亚民族确知有稻,,是在距今二千年前。其它梵文古籍提及稻的,概在公元前第一、二世纪间。”[2] 而我国在伊尹时已经有南海之秏[3] 的记载。尽管康德尔、丁颖、察脱杰尚未看到后来的考古材料,但他们的论点是十分有见地的。

    古代骆越人民,世代生活在我国南方的江河湖海,有的依那而生,有的靠海谋生,这种生产生活环境决定了古骆越人要善于制造形制各异、种类繁多的船只,长于操舟泛江海。广西贵港罗泊湾汉代铜鼓上有船舟船纹,说明越人航海已用这种双体船。而吴平等著的《越绝书》卷二也作了记载:“方形船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方即舫,为越人早期海船。越人还创造了古代铜船。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引《交趾记》:“越人铸铜为舶”。[⑤]舶为大海船。这些史料都表明,古代骆越人已经掌握了航海技术。《越绝书?记地传》对骆越人娴熟的驾船技巧进行过生动的描绘:越人“以船为车,以揖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也云:“越人便于舟。”可见,古骆越人擅长海上活动,善于操舟泛海,从而在创造水稻文明的同时,骆越人也开始在南海的近海从事海洋生产,并逐步沿着海岸线开辟北部湾至东南亚、南亚沿海国家航线,将水稻、陶瓷、丝绸等传播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有关开辟北部湾至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记载,直到汉代才见于正史。《汉书》第六册卷二十八下载[⑥]:

    近年,日本学者的研究又从文学的层面上加深了一步。1990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国立民族博物馆联合出版了《西南中国诸民族文化的研究——日中合同研究集会报告》,里面有东京大学大林写的《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作物起源神话》一文,其中有一段写的是壮族的狗偷稻种神话:“远古时期,地上没有谷物,只有天上长庄稼。地上的人虽然恳求天上的人分给些谷种,但没有分给他们。因此,地上的人们,心生一计,打发有九根尾巴的一只狗去寻找谷物。于是,在天上宫殿的门口,人们正在晒干谷物,于是狗卷去尾巴接近谷物,在接近谷物的地方伸开尾巴,把九根尾巴耷拉在谷物上,细致地摸弄谷物,这样在尾巴毛中间沾上很多种子,在这时间狗正要准备逃走,守卫进行盘问,很多人追了上来,把狗的尾巴一个接一个地砍掉。砍掉了一根、二根直砍掉了八根,只剩下了一根。变成了这样子后,好容易逃脱了天门,越过了天界和地上的边界,好容易回到地上。剩下最后的一根尾巴也沾满了足够的种子。从此人们开始种植稻谷。由于这种情况,打这以后,狗的尾巴就只有一根。所以人们都感谢狗,各家都饲养狗。后来又让狗吃大米饭。谷穗恰似狗的尾巴直竖,就是这个缘故。”[1]神话产生于一万多年前,狗偷稻种从侧面反映了狩猎与农业交替时代,人们是在狗在打猎中偶然发现稻种的。这可以作为壮族先民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佐证。

    那么,我国的水稻种植最早源于何处?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距今6700±200的古稻杆稻壳。在云南的宾川白羊村出土的陶罐中有大量稻粒的粉末,经C14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在岭南,则出土了不少石质磨盘、磨棒、石杵、石锤等稻谷加工工具。[4]对比表明,,岭南是我国种植稻谷最早的地区。34年前丁颖先生说过:“根据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接连地带的野生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关系,特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5]丁颖当时的主要根据,是西江流域广泛有野生稻分布。野生稻在被驯化之前,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们年复一年,自生自熟。这种柔弱的植物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无人护理的条件下,它的萌芽、生长、发育、开花结果和贮存都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只有在适宜的环境中,野生稻才能生存;只有野生稻分布地区,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才具备物质前提。

    自曰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之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月,到曰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以上争论的根据是野生稻分布、语言材料和古籍记载,所以虽然多数专家同意康德尔观点,但结论始终未能确定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成果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这些成果主要是: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20世纪80年代末在此发掘出大量稻谷、稻米炭化物,经C14测定距今5000到8000年之间。河南舞阳遗址。1991年发掘时在红烧土块中发现10枚稻壳印痕,经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比较,发现与现代稻粒长度接近。印痕纵沟宽140—350微米,也与现代稻粒的140—280微米大致吻合。经测定为8000年左右。浙江河姆渡遗址。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在400M2的范围内发现很厚的人工栽培稻炭化物,以及石磨、骨耜、木铲等谷物生产工具。经测定距今6700±200年左右,是已经比较发达的水稻。桂林甑皮岩遗址。1965年发掘,发现石杵、石磨、石磨棒等稻谷加工工具,还有火候较低的陶片。经测定为10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世界陶瓷史表明,陶的产生与农业密切相关。最初,人们用藤条编个小框装米,放在火上烤,但藤容易烧着,便有人在框外糊些稀泥。烧久了藤条化为灰烬,留下成形的泥胎,这便是最早的陶器。广西南宁地区贝丘遗址。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土了石杵、石磨、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和大量陶片,经测定为10000到11000年左右,但未发现稻谷炭化物。上述成果虽然基本可以肯定与水稻人工栽培有关,但1—3项与印度的发现较为接近,4—5项由于没有发现稻谷炭化物,故结论仍不易为人所接受。1987年美国《读者文摘》11月号《大米颂》一文仍认为:“稻原是亚洲的野生植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最先有人栽种这种谷物的地方,是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稻源于印度一种名为:“‘尼伐拉’的野生植物。印度已发现了年代可远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稻谷。”

    岭南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低纬度地带(北纬900——260),北回归线横贯其中,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广西年平均气温在200C左右(元月平均6——16 0C),全年降雨量在1500毫米以上。横贯东西的五岭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挡住了北来的寒潮,使岭南冬天气温偏高,霜期很短,其南部则全年无霜。北方三九隆冬,这里却“暖若三春,桃李乱开,蝮蛇不蛰”,“草木皆不改柯换叶。”[6]这使得野生稻可以安全过冬。春天,南海湿润的气团登陆,近水楼台的岭南获得了充足的水分,满足了野生稻发育生长的需要。高温多雨促进了野生稻的充分发育,扬花抽穗,秋后落入土中,在岭西温暖的怀抱中过冬,周而复始。实验表明,稻粒在00C以下,内部水分开始冰化。当温度上升到00C以上时,稻粒逐渐变为浅黄色,随着内部水分形态的变化,自行粉碎。,因此,未经驯化的野生稻,在岭北是无法越冬的,需要进行人工培育和贮藏。

    上述史料说明,中国至东南亚、南亚等国家的航海线路行程是:由始发港合浦―中南半岛南部―中南半岛北部―暹罗湾―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缅甸夫甘都卢国―孟加拉湾―印度半岛东南部―斯里兰卡半岛。航线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自东向西行驶,整个航程约11个多月,计354天[⑦]。可见,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由合浦出发,经中南半岛沿岸通达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等国,沟通了我国西南沿海与海外各国的经贸联系,从而也把水稻文明推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国。

    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有了重大进展,1993—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两处相隔仅800米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大量近栽培稻的植硅石和兽骨,被认为是猎兽屠宰场和打谷场,“两处遗址的文化堆积明显分为属于两大时期的上下两大层,上层距今约0.9—1.4万年,属新石器时代早期,下层距今1.5—2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在《光明日报》1996年3月26日的《1995全国考古新发现》中透露,自1993—1995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零陵地区道县寿雁镇玉蟾岩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兼具野生稻、籼稻、粳稻的栽培稻炭化稻粒以及火候较低的陶片。初步测定为12000年,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稻壳已有1.8—2.2万年。[2]两地的考古发现,使学术界兴奋不已,在中国19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名列前茅。回过头来再看桂林甑皮岩、南宁地区贝丘等遗址,不管是有稻谷炭化物还是稻谷加工工具,都无疑证明是稻作文化遗址,并且形成了年代先后的序列。以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国家。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是江南越人的先民,江南越人是当今江南汉族和华南、西南壮侗语诸族(壮族、侗族、布依族、傣族、黎族、仡佬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的祖先,壮侗语诸族的先民对中国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农业调查表明,在我国,现存的三种野生稻只分布于广西、广东、海南和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等地。[7]农业史专家特别认定,广西自古便是野生稻的主要分布地带。[8]1917年英国农业史家墨里尔首次到我国的罗浮山麓至石龙平原发现野生稻。[9]1926——1933年间,丁颖发现西江流域广泛分布野生稻。[10]1978——1980年,广西农学院组织对广西野生稻分布的普查,在85个县中,发现35个普遍有野生稻分布。[11]地理学的研究表明,自更生世以来,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一直没有多大变化。[12]由此可以断定,现在岭南的野生稻与早期的野生稻有传承关系。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优胜劣汰,至今野生稻不衰,可见当初之盛。人们在安徽巢湖流域淹水地方,也曾发现过野生稻,形如粳稻。但将其种子进行种植试验,却发现原来是由栽培稻种野性化而成的,被称为“野性化稻种”,是栽培稻的退化品种,与岭南的野生稻不可同日而语。广西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野生稻的广泛分布,为岭西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提供了物质前提。

    2.陆路

    关于道县寿雁镇玉蟾岩栽培稻炭化稻粒的族属,我在 1998年新作《栽培稻起源研究新证》[3]中作了探讨。道县属于湖南的零陵地区,古代是壮族祖先苍梧部的地域。苍梧部是壮族先民中强大的部落,其居地在广东的西北部,广西的东北部,湖南的东南部即零陵地区,地跨三省区。舜帝时,苍梧部由氏族部落上升为苍梧古国,处于阶级分化的初期阶段。苍梧古国相当强大,舜帝曾经到苍梧部视察,死在该部,壮族祖先用壮人至今仍沿用的瓦棺礼葬他于零陵地区宁远县的九嶷山。《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九疑,山名也。在苍梧,虞舜所葬也。”九疑地望,“在今县治南五十九里。”“西界道县,南界广东之州,东北界常宁,北界祁阳。”“九疑亘其南。”[4]又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引《史通·疑古篇》称,苍梧又称仓吾,“于楚则川号汨罗,在汉则邑称零陵。地总百越,山连五岭。”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丙》称,苍梧古国“自广东至湘潭。”由此可知,苍梧古国在汉立为苍梧郡,“辖境相当于广西都庞岭,大瑶山以东,广东肇庆、罗定以西,湖南江永、江华县以南,广西藤县、广东信宜以北。”[5]今广西的苍梧县和梧州市,皆因苍梧古国而得名。楚人是战国时才进入零陵地区苍梧辖境的,战国以前的文化遗址,出土的都是带肩石斧有段石锛等越人文物,可见道县的炭化稻谷当是苍梧部也就是壮族先民留下的。因而壮族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民族之一。该文引起较大反响,新华社将该文缩为专稿发往该社在全世界的160多个点,这次没有收到反对的信息。《广西日报》、《南华早报》等都曾把摘要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新华社的对外摘要专稿。

    后来的考古事实表明,丁颖的结论是正确的。196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在桂林南郊甑皮岩发现的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石杵3件,系用长条砾石加工而成。磨盘数件,其上纹理略成人字形,略似今日石磨上的牙纹。这两种工具,分明是谷物的脱皮工具。[13]经北京大学考古专业C14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取样测定,以第二层钙华板为界,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9100±250年,晚期为7500年左右。早期有的螺丝样品达10600年,扣除偏老的影响,亦在9000年以上。上述石杵、石磨盘是在钙华板以下发现的,应属于9000年以上工具。[14]

    从广西经云南、缅甸到达印度的陆路早已开通,但见诸于史书的很晚。唐代,广西陆上交通空前发展,以桂、容、邕为中心的各辖州县基本有路相通,新开了南北纵道。此路从今友谊关入门州、谅州、交州。广西境外的林邑、文单等国的国王、使臣、商旅频繁经壮区北上南下,而中国的商人也可经广西出安南、云南抵达骠国、天笙等国。《新唐书》卷四十三下记载[⑧]:

    壮族由于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民族,形成了浓郁的稻作文化,举凡农业生产链,生活习俗,文化氛围,民族性格,都在稻作文化的熏染和制约范围之中。稻米甚至已经升格为生命的象征和代码,乡村壮族人年过五十,每人都有一个寿米缸,里面的米代表生命,每年生日做寿,要请师公或道公诵经,子女往缸里添加新米,表示增寿,也就是延续生命。里面的米平时可以掏一把熬粥给老人喝,但绝对不可掏尽,那样就意味生命即将终结,不吉利。所以壮族人把做寿叫做“补粮”。此外,壮人认为在多种粮食作物中,稻米品位最高,故而祭祀神灵必须用大米饭或粽子、糍粑、汤圆等大米制品,这是种植水稻历史之久远的民族形成的奇妙意识,趣意盎然。

    1963年,广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宁地区的邕宁、武鸣、横县、扶绥等地,发现了共14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大多分布在右江和左江两岸。在未经扰动的文化层里,出土了石杵、石磨棒、石锤、石磨盘等加工稻谷的工具。其中南宁市郊青山遗址的磨棒数量甚多。磨盘上有圆形小窝穴,周围有敲击的痕迹,可作石砧使用,亦可放上稻谷,以两扇相对运动脱壳,或用石磨棒在其上滚动脱皮。石杵为圆锥形,杵头因舂捣而形成崩裂的小麻点。[15] 经测定,这些遗址均在10000年以上,如南宁市邕江岸边豹子头遗址,年代为10720±260年。以上考古材料表明,广西境内的栽培稻比河姆渡早2400——3000年,比云南白羊村早5000年左右。南宁地区出土的陶片数量很大,但已无完整器物。甑皮岩仅部分探方即出土291件之多,为火候较低的初期产品,有罐、钵、瓮等,多为敞口,直口或敛口很少 。这些陶片在我国目前是最早的,均在万年以上,为同一文化体系之物。农业史表明,淘器是谷物种植的伴随物。肉类可以生吃或以棍棒穿插烘烤食用,块根、果实、嫩叶亦可生吃或投于火内煨吃,唯稻粒无法投于火内,也无法烧烤。当初人们大约以藤条编织小筐,把米粒放在里面烤熟了吃。但因藤条容易着火,便在外面糊泥,烤后成形,是为最原始的陶器。将稻粒放在其中,易于烘烤,加水可以成粥,此为岭西稻作饮食文化之源。陶片的出土,为稻谷加工工具石杵、石磨棒、石磨盘等的功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安南经交趾大平,百余里至峰州,又经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楼县,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贵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涌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经活浮动山、开井山,山上夹道皆天井,闻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汤泉州,又五十里至禄索州,又十五里至龙武州,皆蛮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傥迟顿,又经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经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剑南地(今云南澜沧江和哀牢山一带)也。又经通海镇,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绛县。又八十里至晋宁驿,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拓东城,又八十里至安宁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云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龙尾城,又十里至大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度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缥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城至骠国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笙迦摩波国千六百里。又西北度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笙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

    2004年9月13日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专业委员会广西龙胜稻田文化科学研究基地揭碑仪式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些遗址还出土了人工喂养的家畜化骨。以甑皮岩为例,出土的猪骨化石个体达67个,其中40个可以比较准确推断其年龄,一岁以下8只,1——2岁26只,占多数。2岁以上6只,只占15%。其犬齿数量不多,长大而粗壮的犬齿更少,“尚未见到任何一枚猪牙M3/3已经磨蚀得很深的标本”,[16]足见系人工喂养,而非猎物。猪是人类喂养的最早驯化动物之一,其饲养有赖于农业生产。壮人历来有以糠喂猪、以剩余稻米饭喂猪的传统,足见稻作一万年前已经产生。当然,农耕中包括种植块根。

    这段文字说明两点:一是西南桂道陆地丝绸之路线路走向是,以广西为起点,经安南、云南、缅甸,终点为印度。二是时间约在公元前7-4世纪之间。因为摩羯陀国是兴于公元前7-6世纪,衰于前3世纪左右,故西南桂道陆地丝绸之路当在这一时期与之有贸易往来。张正明先生也认为,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南方就开通了一条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东起长江中游的楚国,西至恒江中游的摩揭陀王国。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壮区开辟了东起邕州横山寨,西至印度的陆路通道,为中国西南陆路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之一。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载[⑨]:


    由于岭南天气湿热,酸性红壤腐蚀动植物遗骸,饱含水分的谷类及其枝叶易于腐烂,而主要的是人们习惯于把稻糠和稻草当做饲料,因而这一带尚未有稻壳之类的出土物,但上述谷物加工工具和伴随水稻栽培而产生的陶器及动物驯养,足以证明这儿是我国以至世界上发明水稻种植最早的王国。

    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自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兴州,一程至瞧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僚度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日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在今贵州西南与云南东部),自杞国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日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理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笙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道,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

    [1] 大林:《华南少数民族的农作物起源神话》,《西南中国诸民族文化的研究——日中合同研究集会报告》27页,,

    水稻种植产生之后,便向四方传播。首先传向岭北江南的广大地区。据丁颖研究,大约数千年前传到黄河流域。往东则传到日本,据日本学者安藤和野口研究(他们先后于1951、1956年著文),栽培稻约于公元前1—2世纪东传,形成“稻米之路”。往南,日人宇野于1944年著文指出,南洋各地稻种是公元前1000年由澳尼民族(Austronesian)从大陆南下时带去的。往西则经过滇南传至印度。据察脱杰引马提哈善(Mahdihassan)之说,认为拉丁语oryza来源于印度语Arishi,而Arishi来自古越语的一个方言,从而证明印度的栽培稻系从中国传过去的。康德尔于1884年著文指出,水稻在印度繁殖之后,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经伊朗传入巴比伦 ,而后传入欧洲和非洲,再经西班牙人带到南美大陆。农业史家伯兰根谱(Blankenburg)1935年著文,支持康德尔观点。至此可以看出,岭南犹如一个水稻的喷泉,逐步涌向四方,传到全球。

    从上述记载可见,自邕州横山寨,大体行径六十六程,可抵达印度西部。这是当时广西通向印度的陆路通道具体计程,也是西南桂道陆地丝绸之路的大体线路。这条线路在今昆明和大理与从中国成都出发经云南、缅甸而抵达印度以至中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相汇合,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学者罗二虎在《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周智生在《中国云南与印度古代交流史述略》论文[⑩]中作了详细分析,此不赘述。当今,壮泰族群有6个支系分布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他们自称为“泰人”,他称为“阿洪人”,人口约400多万人,语言、稻作农业、民俗大体与广西左右江流域壮族相似,而与川、滇汉族的风俗不相同,这正好说明部分的壮泰族群是通过广西田东这一丝绸之路迁徙到印度阿萨姆邦的。

    [2] 《人民日报》1996年4月3日海外版。

    水稻源于岭南,显然是壮、侗、布依、傣、黎、毛南、仫佬、水等民族的祖先越人的功劳。早在5—10万年前的“柳江人”时代,壮侗语族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岭南。直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后,中原人及其他民族才陆续进入岭南。因此,最早发明水稻人工种植的当是岭南越人。他们栽培水稻之后,便开始砍伐森林,开辟田畴,扩大种植面积,于是留下了这一特殊历史意义的地名——那字地名。据统计,那字地名广西有1200多处,云南有170多处,广东有30多处,越南北部有60多处。[17]这些地名指事性很强,多为双音节,那字做中心词,后边是修饰成分。如广西的“那坡”,壮话叫nazmboq,mboq为泉水,意思是泉水田;贵港“那蓬”,壮话叫做nazboengz,boengz是烂泥,意思是烂泥田;广东“那楼”,壮话叫做nazraeuz,raeuz是咱们,意思是咱们的田;广东的“那花”,壮话叫做nazva,意为长花的田……这些地名,用汉语是解释不通的。地名是语言中的凝固物,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历史的原貌。它们的存在,记录了岭南越人开辟田畴的功劳。

    二、向越南传播

    [3] 《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二期。

    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中,“水稻”一词是同源词。其语音壮:hau4;临高?au4;布依:hau4;傣:x?u3;傣:xau3;侗:q?u4;仫佬:hu3;毛南:hu4;水:?au4;泰:k?au4;黎: mu:n3ta2。除黎以外,其他民族读音基本相同,说明他们尚未分化之前,已经有了水稻。音变中,上古的hk?是由k分化而来的,k?au4保留了更原始的读音,黎语差别很大,估计另有古读词。

    公元前968年以前,中国与今越南北部、中部同为一国,交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骆越也包括今越南北部的一部分。《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攒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可见,古代交趾是古代骆越居住地之一。早在汉代之前,今北部湾地区的中国东兴、钦州、合浦、徐闻等出海口可通过环北部湾海岸线与交趾的今越南南定、海防等有海路与内河相互往来,传播经济文化。周成王十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开创了越裳国向周朝“朝贡”贸易。越南《越史略》卷一《国初沿革》也载:“至周成王时,越裳氏始献白雉”。当时的朝贡贸易“交换”的奇石异物和丝绸,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贸关系,但应是丝绸之路的萌芽,也是水稻文明传播之路。而从越棠国到中原,“道路悠远,山川阻隔”,广西沿海则是越棠国向中原“朝贡”必经的便捷水道[11]。此外,从广西可经云南河口的红河顺流而下到达越南红河三角州,也可从凭祥的平而河、水口河进入越南高平、谅山省,还可从陆路经今友谊关到达越南红河平原。据资料显示,在越南红河流域青铜时代的文郎时期,已有人工栽培稻。在永富的同豆三至四层遗址中,发现有许多炭化谷粒,经C14测定,年代为1378±100年。[12]戴维森认为,越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酉阳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已有稻作农业,”[13]但他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考古证据。笔者根据目前所知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来分析,越南北部、中部一带的古代水稻文化,是从中国百越中骆越逐渐传播的,其栽培稻至少比中国南方晚一千年。

    [4] 曾继梧:《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民国20年版。

    此外,壮侗语族民族语言中与水稻种植有关的词多是同源词。如

    三、向泰国传播

    [5] 《辞海》1280页苍梧条。

    犁 牛轭 耕 秧苗 田

    也许人们还记得,在30多年前,国外有一些学者曾认为亚洲水稻起源于泰国。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美国索尔海姆教授。1963年,索尔海姆教授率领美国夏威夷大学和泰国艺术厅联合考古队,在泰国东北部进行文物调查,在1965年—1966年第二次调查时,在泰国孔教府西北约80公里处的能诺塔(Non.NokTha)遗址,发现一块不到一平方英寸的残陶片上有稻壳印痕,从残陶片上层一悠扬随葬品的C14年代测定来分析,泰国稻谷历史约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14]。对于这一考古结论,泰国考古学家晴?犹地认为,“这是人工栽培稻谷”。[15]对于这块残陶片上的稻壳印痕,国际稻作研究所学者张德慈先生则认为,“在泰国北部NonNokTha发掘之稻壳(估计纪元前3500年),经作者及同仁的鉴定,认为属于接近野生稻,系为原始民族除渔猎外采集之食物,尚未到栽培阶段”[16]。中国学者林琳认为,泰国能诺塔遗址稻谷壳究竟是野生稻还是人工栽培稻?迄今尚难定论。即使它真的是人工栽培稻,其历史也比中国浙江省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人工栽培稻要晚一千几百年[17]。此外,在泰国东北部的班清(BanChieng)遗址也曾发现炭化稻粒,在陶片也有稻壳的印痕,其中除野生种外,还有人工栽培的大粒种,据估计,这些标本的年代约在公元前第4千年的晚期[18]。笔者认为,30多年来,中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水稻文化遗存陆续被发现,考古发掘新资料充分证明泰国不是亚洲水稻发源地,而是由中国南方百越之一的骆越水稻传入泰国后才开始人工栽培水稻,而传入的路线大体有三条:一是从合浦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泰国南部;二是从广西-越南-老挝-柬埔寨进入泰国;三是经云南澜沧江进入湄公河到达泰国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因此,泰国古代水稻文化深受中国骆越水稻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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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向缅甸和印度阿萨姆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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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越水稻向缅甸和印度传播,首先是经云南西南部传入缅甸北部,再由缅甸北部传入印度阿萨姆邦地区。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就中印谁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问题争论已久。20世纪70年代,一些搞农学专家学者认为水稻的起源于印度,还有一些人认为云南也是水稻的起源地,两种观点的同一前提是,栽培稻应当起源于野生稻的原产地。但是,后来我国在考古中发现云南水稻的年代都比较晚,大概是出现于距今4500年前,没有发现更早的。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左右的栽培稻,近20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还发现了1万年前的栽培稻。[19]2011年5月2日,《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了题为《Molecular evidence for a singl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domesticated rice》的论文,文章揭示,由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和普渡大学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利用大规模基因重测序技术对数千年来水稻进化历史进行了生物信息学的追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大约8200年到13500年前在我国的长江流域即出现了最早的栽培稻。过去的研究认为亚州栽培稻有两个起源地:印度和中国。该研究第一次证实了水稻最早起源于我国。近10年来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研究结果,栽培稻在大约8000~10000年前出现在我国的长江流域,而在大约4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的恒河地区。该论文作者之一、纽约大学生物学家Michael Purugganan就中国水稻向印度传播解释道:“稻米有可能是通过贸易商和迁徙的农民从中国带到印度,进而与当地的野生稻发生了广泛的杂交,因此过去我们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而事实上它的起源应该是在中国。”论文的共同作者、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教授Barbara A. Schaal说:“这一研究是将基因组学、信息学与计算机模拟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水稻有着与人类相关的复杂进化史,并随着人类的迁移遍及全亚洲。这项工作揭示了人类迁移所带来的遗传后果。”[20]美国学者的研究推论,与笔者考察印度阿萨姆邦及当地的史料得到的结论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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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笔者曾经考察印度阿萨姆邦,发现那里有一望无际的稻田,而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则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可见两地农业文化特色相差之大。经向当地农史专家询问,以及查阅相关史料得知,印度阿萨姆邦的稻作文化是从中国两广地区经云南、缅甸传播到那里的,与壮泰族群迁徙路线基本吻合。笔者认为,中国壮族和印度阿萨姆邦泰人是同源跨境民族,彼此不仅是世界“那”文化的发祥地,而且也是“那”文化的民族。阿萨姆邦泰人不仅认同他们的祖先是从中国广西、云南、越南北部迁徙而来,而且也认同“那”文化也是从中国、缅甸同根生的民族中传播到阿萨姆邦的。在印度,阿萨姆邦水田成片分布,规模较大。“阿洪人作为泰族群的一个分支,在泰族稻作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彻底着手于水稻生产”[21],继承了壮泰族群的那文化。缅甸出版的《Shna State》一书写道:“掸族的水稻栽培技术来源于中国,为了进行耕作,他们会寻找肥沃的土地及灌溉条件便利的地方建立他们的bana和mong”。还说“从黄河、杨子江流域至印度阿萨姆邦,向东至泰国、老挝、越南,往后至四川、贵州、广东,整个亚洲大地,数以百万数不清的稻田,都是从四面八方迁徙而来的泰族开垦的”[22]。虽然后面这句话有夸大之嫌,但壮泰族群创造“那文化”是公认的[23],而且缅甸、印度的栽培稻很可能是从中国广西、云南一路传播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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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就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发现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为,水稻的栽培很可能是在中国长江流域或古骆越地区首先开始的,然后向东南亚、南亚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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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仫佬 khrai1 ?ik7 khrai1 kra3 ra2

    [1]林琳:《论百越水稻向中原地区及亚洲的传播》,《民族论坛》,1996年第4期。

    水 kwai1 ?ik7 he4 ka3 ?ra2

    [2]吕名中:《百越民族对祖国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民族研究》,1985年第6期。

    毛南 kwai1 ?ik7 kha:i5 ?a3 ?j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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