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betway必威登录入口 > 中国史 > 西瓯骆越新考,瓯骆古都及其南迁

西瓯骆越新考,瓯骆古都及其南迁

发布时间:2019-12-17 07:26编辑:中国史浏览(105)

    黄汝训

    覃 圣 敏

    覃 圣 敏

    骆越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南部边疆的开拓者,它属于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有很悠久的历史,世世代代聚居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而今广东的茂名、海南省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县、灵山、合浦一带则为西瓯、骆越杂居地。远在战国时期,骆越人就在这一地区拓荒劳动,繁衍生息,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西瓯与骆越在先秦时期是岭南的两个不同的族群,后来,为了抵抗秦军的南来,这两个族群结成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的名称称为“瓯骆”或“西瓯”。“瓯骆”的中心在哪里?在广西武鸣县发现了一个“骆越古都”;在越南河内市东英县也有一个螺城,据说是“瓯骆国”的都城。广西“骆越古都”的消失和越南“瓯骆国”的建立,在时间上恰好是互相衔接的,这是巧合还是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本文试作分析,以求教与学术界。

    目 次

    一、栽培水稻较早的地区之一

    一、广西武鸣的骆越古都

    一、溯源:西汉以前文献中的瓯与骆

    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明,水稻是骆越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骆越族在东汉以前就栽培水稻,至少有1900余年的历史了⑴。

    1974年,武鸣县马头乡全苏村勉岭出土了商代晚期的铜卣、铜戈各一件。(见《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图版、图版说明第4页。)1985年,又在马头乡元龙坡和安等秧的岭坡上发现了两处相距不远、均为先秦时期的古墓群。经发掘,元龙坡的墓葬有350座,安等秧的墓葬有86座,共出土了一批在广西罕见的青铜器、陶器、铁器、玉器、石器和石范等,共计1200多件。发掘报告认为,元龙坡墓群的年代,上限为西周,下限为春秋时期;安等秧墓群的年代较晚,为战国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广西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勉岭出土的铜卣、铜戈,是当地农民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挖出来的,当时考古人员到现场勘察,认为是窖藏。现在看来,应该是一座王侯级的墓葬。

    二、悬案:历史上两种相左而长期并存的意见

    追溯骆越地区的原始农业,迄今为止钦州独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最典型⑵。该处遗址出土文物1100件,石器以斧为胜。石器品种很多,有适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的石斧、石锛,有适于疏松土壤、耕耘播种的石犁、石锄、石铲,收割用的石刀和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和石杵。石矛、石弹丸、石网坠和桃、榄等果核的发现,说明渔猎和采集也仍然存在着。这就是说,古代骆越地区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与采集。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的陶器,均为夹砂陶,纹饰多样,有釜、罐等圜底器,也有陶祖,从少量硬陶可能经慢轮加工来看,此时人们的生产技术巳相当高。北魏郦道元《水经拄》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广州记》也有同样的文字,说:“交趾有骆田,人食其田,名为骆人。”⑶

    另外,1984年在武鸣县两江乡三联村伏帮屯独山也发现了一处岩洞葬,出土了铜器、陶器、剑、钺、矛、戈、斧、刀等青铜器和陶器、玉石器等,共计15件,其年代为战国时期或稍早。1986年,在武鸣县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的6个岩洞中发现了一批岩洞葬,共出土还有石器8件,石子5 8颗,玉器1件,其年代上限约为商代或西周早期,下限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武鸣岜马山岩洞葬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三、新见:两种岐见其实并不矛盾

    众所周知,骆越原是个“百谷自生”⑷的地区之一。野生稻的客观存在,作为农业生产主要栽培作物,无疑当是种植稻谷。在骆越地区,虽未有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出土,但两汉时栽培的稻粒,已经在贵县罗泊湾古墓和合浦堂排2号古墓中发现。罗泊湾西汉初期墓里发现有稻谷和记载稻种的木牍⑸。堂排两汉晚期2号墓的铜锅里也发现了稻谷⑹。说明秦汉以后,随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的使用,当时水稻种植比较普遍了。《齐民要术》卷十引杨孚《异物志》载:“稻,一岁夏冬再种,出交趾。”杨孚,明代欧大任撰的《百越先贤志》有他的传记,说:杨孚是南海人,东汉章帝时为议郎,熟悉南方风土。《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注中,叙述俞益期事迹和《与韩康伯书》,俞益期《书》说,。交趾稻再熟也。。看来,俞称“稻再熟”,正是《异物志》所载之“夏冬再种”。《与韩康伯书》谈到交土耕艺方法时说:“名白田种白谷,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由此推知从东汉到北魏,骆越水稻再种,一是夏种秋收,另—是冬种到次年夏初方收,两年可以三熟,可作为水稻已是当时骆越主要粮食的佐证。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一年两熟和三熟的水稻。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钦州的月禾有三种:早禾,正二月种,四五月收,晚早禾,三四月种,六七月收,晚禾,六七月种,八九月收。三种月禾生长期都是四个月,比东汉以来的再种稻五个月的生长期缩短了一个月左右。

    除了武鸣县马头墓群外,宾阳县武陵镇疗寨村木荣屯发现过一件西周早期的铜垒;芦圩、新宾镇下河村凉水坪发现过节齿纹铜钟各一件,该县还出土过一件铜甬钟,但具体地点不详,年代为西周中期;甘棠镇上塘村韦坡屯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青铜器,计有鼎、剑、矛、甬钟、斧、刮刀等。横县那旭乡那桑村妹儿山路边出土过一件浮雕饰铜钟,为西周中期之物;南乡发现铜甬钟一件,为春秋遗物。南宁市那洪乡苏盘村通蒙田埂中曾出土窃曲纹铜钟一件,也是春秋遗物。忻城县大塘中学后面的小土坡出土过乳钉纹铜钟一件,为西周中期之物。(《1950-1990广西文物考古报告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四、新探:一个新发现的古都

    还须指出,骆越人精于稻田耕作。稻作田问管理主要是合理施肥,中耕除草和灌溉。《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载:援所过“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后汉书集解引《东观汉纪》说:“九真俗烧草种田。” “穿渠灌溉”重视了水源的开发和利用,“烧草种田”则直接提高土壤肥力。当然,灼火烧草木灰留在田里,以促作物快长,虽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人工施肥,但其反复实践,启迪人们完善施肥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烧草种田之俗,代代相传。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记述:岭南“农者稻食而秆薪,以灰为宝,灰以粪禾……自然之利也”。面对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的稻谷作物,当时明确抓水肥两字,这在我国水田耕作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以上几个县的考古发现,都是环绕着大明山分布。将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就是环绕大明山的这几个县。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

    五、新思:两个古都的关系

    二、育出多种热带佳果

    那么,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居住在马头一带的是什么人呢?按照前人的说法和清代《武缘县图经》,今武鸣河是由东江和西江汇合而成,西南流入右江,古称“骆越水”;武鸣县城东北的“陆斡”[lok wat]镇,当地人的读音与“骆越”[lok wat]的古音非常接近,应是“骆越”的另一种译写。由此看来,环大明山地区为古代骆越分布区当无疑问。

    六、结语:有望了结的悬案和新的问题

    骆越水果种类甚多,是我国著名的水果产区之—,也是我国水果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人们喜欢用“热带果类之乡”来形容骆越地区。这里果树资源极其丰富,加上历来因中外交通频繁,又引进不少新的品种,使栽培果树和野生果树品种一代一代多了起来,从而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驰名国内外的有:荔枝、龙眼,芭蕉、椰子,橄榄和甘蔗等,经济价值很高,别有风味并且富有营养。

    从马头元龙坡、安等秧古墓群的分布情况及出土的文物来看,那里应是古代骆越人的一个活动中心。是什么性质的中心?

    内容提要:西瓯和骆越到底是两支不同的越人,还是同一支越人?这个历史

    荔枝,亦称离枝。传说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易摘取,要用刀砍或手折其枝,因以为名。《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叙述荔枝“多汁,味甘绝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它是我国南方的特产之一。广东廉江县的谢鞋山,海南岛的雷虎岭、坝王岭及金鼓岭,广西博白县的石方山,直到现在还长着很多野生荔枝树⑺。栽培荔枝历史已难确考,但从汉代王逸《荔枝赋》中有“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之句来看,可知远在两千年前,荔枝在我国就被认为“南方之珍”了。最早栽培荔枝是野生引种。千百年来,由于骆越族精心栽培,育出了不少荔枝品种,并在蔡襄的《荔枝谱》里得到了反映。《西京杂记》还略述南越赵佗曾向汉高祖刘邦贡献交趾荔枝的故事。

    从全苏、马头出土的铜卣、铜盘和安等秧出土的带有“王”字的铜矛来看,不可能是常人所有,其主人应是身份高贵的上层人物;既然是上层人物居住的地方,那里自然应该是政治的中心。从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来看,那是当时的先进技术,也是目前广西发现的唯一较早的铸造青铜器的物证,所以那里同时也是经济的中心;从铸造的器物多为兵器来看,那里又是军事的中心;既然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那里必然又是文化中心。如此看来,那里应该是骆越人的一个古都了。对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广西博物馆的研究员郑超雄先生从人口、贫富分化、武装实体和王权政治、巫在王权政治中的作用等四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头一带已进入“方国”阶段,并指出马头一带是骆越方国的中心。(见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出版社1996年版。)我们退一步说,当时的骆越即使不是“方国”,起码已经是一个古国,因为方国是由古国发展而来的。这种“古国”或者“方国”,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所以,部落联盟与初级国家二者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我国传说时代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夏朝,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都把尧、舜、禹当作国王来看待,夏朝就更不必说了。同样,南方的部落虽然不同于北方,但古人也都视之为“国”。例如,《史记》《汉书》都提到“句町王”,《淮南子? 人间训》也提到“西呕君”。所谓“王”“君”,也就是国王、国君;又如《后汉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也提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这些都是与骆越相邻或相近,都是南方古国。我国南方由于自然条件比北方优越,因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其社会发展的进程都比北方落后。当北方发展到商朝的时候,已是真正的国家,而南方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后期,处于国家的萌芽或早期国家的阶段。已故考古学界的前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教授认为,古国的“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 (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里提出了判定是否古国的三条标准,还应该加上一条:贫富分化。如以这些标准来衡量,马头一带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它具有哪些特点?这里试加综合如下:

    悬案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文认为,从不同时期来看,两种看法其实并不矛盾。

    龙眼,俗称桂园,又有龙目,比目、圆眼,益智,亚荔枝,骊珠、燕卵、蜜脾、鲛泪、川弹子等别称。作为南方珍果,它与赵佗献汉高帝荔枝同时富享盛名。龙眼果实甜美,能健身益寿,食用价值跟荔枝相伯仲,而药用价值却在荔枝之上。自汉至唐,常贡不废。东汉时,交趾献生龙眼等,“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⑻,临武长汝南唐羌见状秉笔上书,和帝感动,方下诏令官停止受献。说明骆越地区龙眼载培历史颇早,品质特优。宋代更为普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龙眼,南州悉有之,极大者出邕州”。

    地理位置优越。马头一带处于大明山南麓,大明山为桂中最高峰,巍峨雄伟,壮族先民自古就尊之为神山。这里水系发达,共有15条小河流,其中的二级支流分别汇合成香山河与两江河等一级支流,然后再汇合成武鸣河,再汇入右江。马头处于香江河的上游支流旁。循着这些水系,可与外界交通。在陆路方面,大明山南麓山脚下,有一条交通要道,沿着东西方向延伸,往东经思陇、宾阳,可北上中原或东下广州。这些交通条件,今人看来也许会摇头,但对于尚处在原始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骆越人来说,已经相当不错。另外,从军事方面看,大明山是最好的天然屏障,可进退自如,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加上先进的青铜文化,可铸造大量的箭镞、刀、剑、矛等兵器,有效地杀伤敌人。大明山古称“镆铘山”,就因为人们经常在山坡上发现古代的青铜剑、矛之类兵器二得名。所以,南方民族在大山和大河不可得兼时,大山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因为有山必有水,而小水必汇入大水,这样,有了山也就等于有了水。

    瓯与骆在先秦是两支不同的越人,但后来为了抵抗秦军,两支越人结成一个联

    芭蕉,古称甘蕉。芭蕉原产地在亚洲东南部,我国南方也是原产地之一,今广西大青山等地还有野生蕉林。栽培芭蕉,大约从汉代开始。据《三辅黄图》载:“元鼎六年汉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为甘蕉十二本。”可知芭蕉在汉时是被当作一种“奇草异木”的观赏植物来移植的。《齐民要术》卷十引东汉杨孚《异物志》中曾就交趾芭蕉食用价值描述说:“芭蕉……剥其皮,食其肉,如饴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饱,而余滋味,犹在齿牙间”。

    人口长期密集。元龙坡和安等秧已经发掘的从商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共有436座。如果加上尚未发掘和已被自然或人为毁坏的墓葬,应该更多。由此估计,当时马头一带的常住人口应超过1000人。这样的人口分布,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密集了。

    盟;这个联盟一直到汉武帝平南越后才不复存在,又分解为瓯、骆两支越人。

    椰子,别称越王头。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骆越的椰树种植情况:“椰出交趾,家家种之。”⑼说明其栽培的普遍。

    社会经济发达。马头位于大明山南麓,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大明山蕴藏着丰富的植物、动物资源,生活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人是农业民族,以种植为生。大明山是桂中最高峰,不仅挡住了北方的寒流,也拦住了南海吹来的暖湿气流,使得这里雨水丰沛,利于农作物生长;山下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可供种植,加上当地人又会铸造出先进的斧、锄等农具,以利耕作。把这些条件综合起来,那时的人们不说丰衣足食,也可谓衣食无忧。

    所以,在历史文献中,指先秦和汉武帝以后的瓯、骆越人,是分开单提的:而

    甘蔗,古称柘或诸柘。“柘”字是蔗字的古写。柘浆则为甘蔗制品。据考证,我国栽培甘蔗与制糖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元前3世纪初,战国时代楚人便懂得利用甘蔗甜而多汁的特点来烹调其有腥味的肉食。屈原《楚辞·招魂》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之句,就是记述这件事。当时楚国即今湖北、湖南一带,可以想象位于其西南的骆越地区,栽培甘蔗按常理还要更加早,只不过因当时疆界尚未到达而缺乏史载罢了。甘蔗是一种原产亚洲热带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骆越人在开拓祖国南部边疆中,经过长期实践,选择这一物种进行驯化栽培,而后由南向北引种。西汉时,江南云梦泽虽自岭南引种了“诸柘”,然其品味仍以岭南者为胜。《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说:“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纂,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这里所记交趾产甘蔗应是竹蔗,除了生食,就是榨取蔗浆为饧。制作饧的方法,是将蔗浆曝晒数日而成,为后来制作结晶砂糖准备了技术条件。

    社会分工明确。在元龙坡墓群出土的文物中,有6件完整和30多件破碎的浇铸青铜器的石范。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有明确的分工,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浇铸手工业生产。另外,由出土的许多兵器看,当时的人们多是亦农亦兵,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但也应有一小部分是脱离生产的兵将,要不然,战时是不会有战斗力的。

    指汉武帝之前的秦汉时期的瓯骆,则是作为同一支越人看待。瓯骆联盟先后有

    三、盛产不少特效药物

    贫富开始分化,等级差别分明。贫富的分化是从私有制的产生开始的,墓葬中的随葬品,都是墓主的私人财产。在元龙坡的350座墓葬中,无随葬品的54座,占15.4%;有随葬品的296座,占84.6% ,但每个墓的随葬品,数量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品位档次的差别却很明显,说明当时的私有制已经相当普遍,贫富的差别还不悬殊,可能正处在刚开始分化的初级阶段。墓坑的形制也反映了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大部分墓坑是简单的长方形竖穴,少部分墓坑却有二层台,是墓主的社会地位较高的反映。因此,从墓坑的形制、随葬品的有无和随葬品档次的高低,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为三个等级:贫民阶层、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贫民阶层是那些无随葬品者,平民阶层是那些随葬一般器物者,贵族阶层是那些随葬高档次器物者,例如随葬铜卣和石范的147号墓,有可能是君王之墓。正如郑超雄先生指出的:“铜卣是权力的象征”;“石范也和铜卣一样具有权力的象征”,因为“石范在普通工匠的手中是铸铜的模具,但在统治者手中则是权力,是神物,是拥有铸铜的权力者。”

    两个活动中心,先是在今武鸣马头,后迁越南河内附近。

    骆越地区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盛产不少特效药物。据粗略统计,骆越产的常用特效药物,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大约二三十种,主要是桂、槟榔、犀角、蛤蚧、玳瑁、珍珠及薏苡仁等。商周时期献物和后来被强令土贡的珠玑宝玩及名香珍品,几乎皆在特效药物之中。《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说: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这类史籍早巳给我们印证。

    有神秘的精神生活和稳固的精神支柱或精神寄托。远古时代,巫术盛行。从元龙坡237号墓和陆斡岜马山岩洞葬均有小石子陪葬的情况看,这些小石子极可能是用于占卜的卜具,说明瓯骆越人的社会也盛行巫术。另外,元龙坡316号墓出土了一件玉雕工艺品,洁白细净,通体磨光,外形不规范,器体有镂空圆形,是抽象难解的艺术品,其中必定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蕴。郑超雄先生认为,其中间带有长尖尾似的椭圆镂空,有如蛇的蜷曲之状。如果此说不误的话,那这件神秘莫测的艺术品就可能与蛇图腾崇拜有关了。此外,全苏勉岭和元龙坡147号墓出土的铜卣上,也都有蛇的纹饰。如把这些与当地民间传说的大约产生于母系社会蛇图腾崇拜的“特掘”、“乜掘”故事联系起来看,当时人们人的精神信仰很可能就是“特掘”[tak kut]、“乜掘”[me kut](后来“龙母文化”的前身)。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有必要把有关的民间传说简述如下:

    关键词:西瓯 骆越 联盟 商周墓群 古都 古螺城

    桂,古人对樟科植物肉桂树的通称。中医用于树皮加工而成,一般称为肉桂。在《神农本草经》一书里,分为牡桂和菌桂两种。由于桂味辛温,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故《说文》称之为“百药之长”。说明肉桂治病,其特别疗效于汉代就得到了肯定。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说:“桂出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宋范成大众《桂海虞衡志》说:“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州。”与范成大同时官任桂州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对骆越肉桂产销述说:“今桂产于钦、宾二州。于宾者,行商陆运,致之北方,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于东方。”可以说,作为中医要药,肉桂树古代仅产于骆越地区。

    很古很古的时候,有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有一天,她挑着水桶到泉潭边担水。当她把水挑回家中倒进水缸时,才发现水桶里有一条小蛇。她把小蛇送回泉潭,又挑水回家,倒水时又发现小蛇还在水桶里。她第三次把小蛇放回去,但回到家时,见小蛇仍在桶里。她累了,不再把蛇送回去,而放进水缸,对它说:“蛇呀蛇,送你回去你不回。我无儿又无女,你就给我当儿子吧!”从那以后,但凡有吃的,她都喂给小蛇。

    西瓯、骆越是我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的重要成员,与我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有着渊源关

    槟榔,是古人对棕榈科植物槟榔树的称呼。中医用其成熟干燥种子,故槟榔又有大腹子、槟榔子的别名。《异物志》说:槟榔“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百虫、消谷”。槟榔出骆越境内。《齐民要术》卷十引俞益期《与韩康伯书》说:槟榔“子既非常,木亦特奇……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唐刘恂《岭表录异·补遗 》则说,槟榔“交趾豪士皆家园植之,其树叶根干与桄榔、椰子小异也。南人自嫩及老,采实啖之……自云交州地湿、不含无以祛其瘴疠”。

    邻居们有意见了,对寡妇说:“你有好东西都把我们忘了,不给我们吃,却喂了蛇!看以后谁帮你干农活,你死以后谁给你抬棺材!”然而,寡妇听不进,依然我行我素,真把小蛇当成儿子了。她宁可得罪邻居,自己一个人干农活,再累也要把“儿子”养大。

    系。但是,在秦汉时期的史籍中,有时单称瓯或西瓯,有时单称骆或骆越,有时又连称瓯骆,致使后人见仁见智。有人认为,西瓯和骆越是同族异称;有人则认为,西瓯和骆越是不同的两支越人。这两种意见在历史上长期并存,令人莫衷一是。鄙人思之久矣,如能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也许可以破此历史悬案。今试陈愚见,尚望高人有教焉。

    犀角。犀为犀科动物,现有印度犀,爪哇犀,苏门犀和非洲犀。过去远古时代我国南北各地皆产,到秦汉时期仅产于岭南和西南地区。《说文》称犀为“南徼外牛”,说:后汉章帝纪,蛮夷献生犀、白雉。”骆越所产犀牛,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述得很详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有专条说:“犀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种,又有毛犀似之……开元遗事有辟寒犀,其色如金,交趾所贡,冬月暖气袭人……此皆稀世之珍。”

    小蛇慢慢长大了,能爬出水缸给寡妇看门,还会用尾巴扫地。有一天晚上,寡妇在月光下砍猪菜。小蛇在旁边爬着,用尾巴把弹远的菜头扫归大堆。突然,寡妇不小心,把小蛇的尾巴给砍掉了一截,还冒出了血。她心痛极了,马上找来锅灰,涂在小蛇的伤口上止血。从此,小蛇就变成了秃尾蛇。

    一、溯源:西汉以前文献中的瓯与骆

    珍珠,亦有真珠之称。指的是珍珠贝科动物珍珠贝、马氏珍珠贝或蚌科动物三角帆蚌、褶纹冠蚌等贝类动物的无核珍珠。真珠为名贵中药,出南海。《后汉书》卷七十六《孟尝列传》载,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杨孚《异物志》说:“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去。”唐代时,刘恂《岭表录异》说:“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岁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采珠皆采老蚌,刮而取珠。如豌豆大者,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率不可遇也。”

    邻居们知道后,都幸灾乐祸地对寡妇说:“好啊!你那蛇儿子以后就叫‘央掘’了!”在壮语中,“央”是尾巴的意思;“掘”是断截、短缺的意思。“央掘”就是尾巴断缺之意。寡妇听了也不生气,抱着秃尾蛇喃喃地说,我们不叫“央掘”,就叫作“特掘”吧。原来,按照壮族的习俗,给男孩子命名,前面都冠以“特”字。寡妇把小蛇当作自己的儿子,所以就叫它“特掘”。从那以后,“特掘”的名字就逐渐叫开了。与此相应,人们就把寡妇叫成了“乜掘”。

    “瓯”,或作“呕”、“欧”、“沤”,“瓯越”。这些名称很早就见于先秦文献中,如《山海经·海内东经》说“瓯居海中。”《逸周书·王会解》说:“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且瓯文蜃。”“越沤,剪发文身。”《战国策·赵策》说:“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这些,指的都是闽浙的瓯人。他们的活动以瓯江流域为中心,但不知是瓯人因瓯江而得名,还是瓯江因瓯人而得名。

    薏苡仁,是禾本科植物薏仁的成熟干燥种仁。薏苡原产南方。《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南朝梁陶弘景注《名医别录》亦载:籍真定县属常山郡。近道处处有,人家种之。出交趾者子最大,彼土呼为篱珠。故马援在交趾饵之,载还为种,人谗以为珍珠也。实重累者为良。取仁用。”说明当时北地虽有产,但薏苡种源出南方,骆越薏苡实大,称著于世,经久不衰。

    “特掘”长得越来越大了,“乜掘”也越来越老,耕不了田了。有一年春天,别人的田都已经犁好、耙好,并插上了秧苗;而“乜掘”的田里还长着杂草,连犁都还没有犁过,引水沟渠就更没有修理了。邻居们都袖手旁观,谁也不愿来帮忙。“乜掘”对着“特掘”暗自落泪,连连叹气。

    今广西境内也有瓯人。《逸周书·王会解》说:“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其中的“瓯邓桂国”,有人主张把瓯、邓断开,认为是瓯国、邓国、桂国,因三者并列,故将前二者的“国”字省略了;也有人认为,“瓯邓”不应该断开,因为几个并列的名称都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但无论是“瓯、邓”还是“瓯邓”,都应是指今广西境内的瓯人。

    至于玳瑁,也是骆越地区特效药物之一。《本草纲目》说:“玳瑁,解毒清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到宋时,至宝丹始用之。”

    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注。

    《淮南子·人间训》云: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寨,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其中的“西呕”,也就是西瓯。之所以称为“西瓯”,大约有如颜师古所说“言西者以别东瓯也”。

    四、利用本地纤维资源纺织缯布

    第二天一早,风和日丽,温风习习。人们忙着赶到田里,看自家的田是否被水淹了。但一看就觉得很奇怪,昨夜那么大的雨,而大家的水田竟然没被淹没!再看“乜掘”的田,更怪了,昨天还是杂草丛生,怎么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绿油油的秧苗,长势都比别人的好;田埂和沟渠也修理得规规整整,比别人的还整齐。

    “瓯”为何意,古人无解。近人刘师培《古代南方建国考》认为:“瓯以区声。区,为崎岖藏匿之所。从区之字,均有曲义,故凡山林险阻之地,均谓之瓯。南方多林木,故古人谓之区,因名其人为瓯人。”这虽然不无道理,但也仅是一家之说,似乎未见赞同或反对的意见。

    缯,秦汉时代泛指布帛。我国葛麻纺织和蚕丝纺织历史悠久,是世界上较早饲养家蚕,织造丝绸的国家之一。在善于利用野生植物纤维或经人工栽培植物纤维资源加工纺织的国内各民族大家庭中,就包括骆越族。其纺织工艺很具特色。用来做纺织原料的韧皮纤维作物有苎麻和大麻,此外,骆越人也利用过蕉茎等植物纤维做纺织原料。他们生产的麻布、葛布与蕉布曾闻名多时,为丰富我国衣著原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骆越自古就是产麻基地之一。《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儋耳夷“食薯,纺织为业'。这就是说,西汉时期居住于海南省的骆越人,早已开始种麻养蚕织布,按当地习俗,人们衣著简单,所谓“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此种布的布幅很宽,大约五尺左右,在当时被称为广幅布。据林蔚文同志考证,织造广幅布使用的是先进的斜织机⑽。因为我国古代斜织机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普及于两汉。从斜织机发展来看,似乎还应有早期和晚期之区别。汉代骆越人能纺织“广幅布”,表明此时使用的斜织机,其所具备的宽度增加,机架组合当更复杂,比早期斜织机也当更先进。由于广幅布品质优良,称誉中原,成为历朝官员的修贡礼品,强征暴敛者甚至还招致杀身之祸。《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列传》说:“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道的正是这一历史现象。

    后来,“乜掘”过世了。邻居们知道老人家连棺材也没有,就商量着拿了一张竹席,准备把老人家简单装殓一下,抬出去埋掉就算了,以免发臭!但是,当他们走进“乜掘”的家时却惊呆了:屋里已经摆上了灵堂,一副棺材金碧辉煌,大小蜡烛、香柱都点燃了,烟雾缭绕;“特掘”盘蜷在棺头前,挺起脖子,不停地叩头,双眼泪汪汪的。

    骆,或称“雒”。这个名称在先秦古籍中似乎没有见到,但在《逸周书·王会解》中提到“路人大竹。”朱佑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很多学者都赞成这个意见。还有人认为,《越绝书》、《吴越春秋》中的“莱”也是“骆”。但即使这些意见都正确,也不是“骆”的本字。

    贵县是古瓯,骆人杂居地。1976年秋,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有关纺织资料相当丰富,分文字记录、纺织品、纺织工具三个方面。这些两汉前期墓葬出土文物,除大批来自中原内地外,其中不少种类纺织品恐怕也是属于当地生产的,如随葬的成匹缯布,用缯布做成的衣服和盛装其他物品的囊袋等⑾。惜已腐朽,仅剩下个别碎片。残存纺织品经初步鉴定,其原料为麻和丝两类。麻织品原料是苎麻和大麻。该麻织品都作平纹织,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来做鞋袜,出土麻鞋为船形,头端两角尖翘,鞋长24厘米,鞋帮表面涂有防腐用漆,袜为短统,纹理也较粗。纲麻布用来做衣料,因出土样品太残,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难以鉴定支数,估计在200B/以上,目前国内很少能纺出如此细度纱支。编织图形,其经纬密度为每乎方厘米经线41根,纬线21根。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十分纤细。殉葬棺内有不少黑地橘红色回纹丝织锦残片,出土时仍极鲜艳,但无法提取,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同类丝织物鉴定判断,其主要原料应是家蚕丝。该墓随葬的还有植物种实大麻,这一点颇得启发、在世界上,我国是对大麻进行植物生理方面认识最早的国家。大约三四千年前,人们从生产实践中鉴别出大麻为雌雄异株,把雄麻叫枲,雌麻叫苴,枲麻韧皮纤维比较柔细,可以制做精细的织物,而苴麻纤维粗硬,织出的织品比较粗糙。墓中所出大麻籽,说明贵县当时已经种麻,除用麻籽榨油外,自然也会刮用麻皮纤维织布。

    看这阵势,人们感到稀奇,更感到害怕,就都悄悄地走开了。

    真正提到“骆”而且没有争议的最早古籍,大约是《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篇》:“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高诱注:“越骆,国名。菌,竹笋。”晋人戴凯之《竹谱》引作“骆越”,不知他是另有别本所据,还是他按自己的意见改。其实,无论“越骆”还是“骆越”,意思都一样,只是词序不同而已。这个词序的不同,可能与越语、汉语的词序正好相反有关,也就是说,“越骆”可能是直接记录的越语,而“骆越”则是经过翻译的汉语。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蕉茎纤维织布,见载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太平御览》辑录的《异物志》记述:交趾“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锅煮之为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絺绤。”用蕉葛纤维纺织成的织物,当时有精细和粗糙两种,精细的叫絺,粗糙的叫绤。《广志》也记述:芭蕉。其茎解散如丝,织以为葛,谓之蕉葛,,虽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赤色。出交趾建安”⑿。建安是南朝宋置的县,属郁林郡,在骆越境内。由此可知自汉到晋,骆越族已经用蕉茎纤维来织布了。处理蕉茎脱胶的方法,杨孚先说:“取锅煮之为丝”,万展《南州异物志》后说:“取灰以练之”。由锅煮到灰练反映了蕉葛纤维生产技术上的改进。因为灰里含有碱,搀灰入水浸泡蕉茎皮,比锅煮更易于脱胶,得到比较纯净的蕉纤维,这不失为一个创造。

    晚上,又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史记》似乎没有单独提到过“骆”,提到“骆”时都是与“瓯”相连接成“瓯骆”(至于是“瓯、骆”还是“瓯骆”,且待下面再论)。有人认为,在《史记·东越列传》的开头就提到闽越王、东海王均“姓骆”,但查中华书局标点本是这样说的:“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騶氏。”刘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騶,一作‘骆’。”唐司马贞《索隐》云:“徐广云一作‘骆’,是上云‘瓯骆’,不姓騶。”即使东越有姓骆的,所指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族称。

    宋代,骆越的织麻技术又有所发展,生产的“纟束子”麻布最为精美。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工人择其优者为纟束子,暑衣之,轻凉寓汗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纟束,则其可贵自汉而然。”这种纟束子苎麻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⒀。反映纺织晶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也表明骆越族后裔擅长麻织与继承传统。

    第二天天刚亮,人们再到“乜掘”家时,什么都没有了,“特掘”也不见了,有人见到村后山崖绝壁上的岩洞里露出了一副金碧辉煌的棺材头,那是人们见过的“乜掘”的棺材。

    自东汉往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的史书,才较多单独提到“骆”或“骆越”,如《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后汉书·马援传》:“援……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还,上之。”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在交州一带设置郡县始自秦始皇,既然在未设置郡县之前即有“雒王”、“雒候”,则“雒”的称谓应在先秦时期已有。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司马贞《索隐》注曰:“《广州记》云:‘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寻此骆即瓯骆也。”《交州外域记》和《广州记》约为魏晋时期的著述,应是魏晋人对先秦骆越的追记。

    五、冶铸了风格独特的铜鼓

    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每年的三月初三前后,都有一场电闪雷鸣的狂风骤雨。人们都说,那是“特掘”回来扫墓了。

    “骆”的来历,除了上引《交州外域记》、《广州记》所说的与“潮水上下”有关之外,今人有的认为与“山麓”或“麓田”有关。《史记》“正义”有云“南方之人,多处山陆”,其中的“山陆”,就是“山麓”的意思。也有人认为“骆”与鸟图腾或鸟崇拜有关,因为“骆”[lo:k]在壮语中就是“鸟”的意思。至于孰是孰非,目前还无从确定。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商周开始,青铜器铸造就相当繁盛。春秋时,随着青铜武器问世,工艺精湛的青铜剑出现了。此时在南方,百越民族中的一支骆越,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能铸造犀利的环首刀和剑矛等武器,特别是善于制造铜鼓。事实表明:骆越铜鼓已经成为我国青铜文化的又一瑰宝。关于铜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我国南朝刘宋时成书的《后汉书》,该书《马援列传》中这样叙述:东汉初期,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于交趾得骆越铜鼓”。

    这是流传在上林县的民间故事。类似的故事不仅在大明山周围的上林、宾阳、武鸣、马山四个县流传,就是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的许多县市,也都流传。但各地的传说都不完全相同,例如武鸣县的民间传说,就与上林不同。上林的“特掘”,是“乜掘”去挑水时挑回来的;“特掘”的尾巴,是被“乜掘”在砍猪菜时无意中砍断的。而武鸣的“特掘”,是“乜掘”去割猪菜时把小蛇夹带回来的;“特掘”的尾巴则是让“乜掘”有意砍断的。因为蛇是野生的,“乜掘”要把“特掘”养在家里当儿子,就必须把它的尾巴剪断,不然,它不是跑了,就是养不大。现在人们上街买猪牛鸡鸭回来饲养,回到家里时都要把它们的尾巴或尾羽剪掉一点,就含有同样的意思。这个习俗带有巫术的色彩,应该是从远古时代传留下来的。看来,“特掘”的尾巴被有意砍断的说法也许更为原始,被无意砍断的说法有可能是后来文明社会更改的。

    二、悬案:历史上两种相左而长期并存的意见

    骆越人铸造铜鼓,既把它当作乐器,又把它当作重器,这反映了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骆越族遗裔是俚僚。《后汉书》李贤注引东晋裴渊《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唐昭宗时出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其所著《岭表录异》中也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生产这种铜鼓,平时起乐器的独特作用,但同时它又被视为权力的象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说:“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骆越人“铸铜为大鼓”这种社会风尚,从战国秦汉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顶峰,延及后来各个朝代。据初步统计,现在收藏于我国各地文博单位的古代铜鼓共有1360余件,其中最大铜鼓直径为165厘米,重600斤⒁。

    看来,“特掘、乜掘”的传说可能是大明山周围的骆越人的信仰和精神寄托。

    对于西瓯与骆越的关系,在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二者为同一支越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以下简称“同支说”;另一种意见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两支越人,以下简称“异支说”。

    铜鼓不仅是一种乐器和重器,而且还是一种装饰图案丰富多彩的艺术晶。这些铜鼓的鼓面,有太阳纹饰,有青蛙纹饰,有翔鹭纹饰,有羽人舞蹈纹饰,有竞渡纹饰,有雷纹与雷神,乘骑及其它饰物。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晚近发现资料来看,骆越人居住的范围,都是铜鼓的分布地区。广西田东锅盖岭⒂、西林普驮屯⒃和贵县罗泊湾⒄等地的战国至西汉墓葬中就曾经出土过铜鼓。尤其以罗泊湾汉墓中出土的两面铜鼓最有代表性。其鼓面中心区装饰十二芒太阳纹,芒外有七晕圈,主晕有羽人划船、羽人舞蹈和衔鱼翔鹭等纹饰,所有花纹图案线条流畅,粗犷传神,生趣盎然,虽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出土时光泽如新。可见当时生活于这里的骆越人,经过不断生产实践,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了以铸造与使用铜鼓为特征的青铜文化。

    由以上几个特点来看,马头一带作为骆越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的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都具备了,因此,完全可以称之为骆越古都。

    “同支说”最早见于南朝梁人顾野王的《舆地志》:“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见《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交趾”,历史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交趾”,泛指岭南地区;狭义“交趾”,仅指汉武帝平南越后设置的“交趾郡”。这里所说的“交趾”,应是广义,指的是岭南地区,而不是仅指今越南境内的“交趾”郡。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注引《广州记》的骆人、骆田之后也说:“寻此骆即瓯骆也。”颜师古说得更明白:“西瓯即骆越也,言西者以别东瓯也。”(见《汉书·两粤传》颜师古注。)但这种说法在唐代以后,似乎无人再提,直到现代,有些学者才又重申这种观点,如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认为,“骆越亦称瓯越或西瓯。”(商务印书馆,1939年。)原苏联学者伊茨《东亚南部民族史》也认为,“显然,我们应该同意颜师古的意见。”(见冯思刚译本,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原书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于1972年出版。)但总的来看,现在同意顾、颜之说的学者并不多。

    专家研究认为它是属于滇系石寨山型铜鼓⒅。其发展路线大致是:滇池往南,元江向东南奔流,把石寨山型铜鼓带到红河三角洲,生活在这里的正是骆越人,由于他们原有较高的农业文化和青铜冶铸业,使铜鼓铸造工艺在这一地区获得了较充分的发展。滇池往东,南盘江流经贵州和广西交界地区,并与北盘江汇合成红水河,石寨山型铜鼓由此传播到句町和夜郎地区,最东到达贵县,即骆越、西瓯杂居地,而句町和夜郎地区的滇系铜鼓继续东移,与北来的楚文化汇于郁江流域,在两广地区南部又形成一个铜鼓分布中心,这是乌浒人也就是后来俚人的活动地盘,他们与骆越密不可分,又把铜鼓的分布点向东推到了广东阳江,东南抵达海南省——骆越族群聚居的最遥远地带。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形式庄重、通身铸有丰富多彩纹饰、制作工艺精良的骆越铜鼓,给我国古代青铜文化无疑增添了异彩。概括说来,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史,是古代各族劳动人民在与自然界作斗争中共同创造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经济文化的真正主人。古代聚居在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包括今广东的茂名,海南省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县、灵山、合浦一带瓯骆杂居地的骆越族,在经济文化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马头一带尚未发现城墙。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原来有城墙,现在尚未发现;或者原城墙已经被毁掉,再也无法寻找了。另一种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城墙,那当然就找不着了。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安曾给汉武帝上书云:“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行舟。”这里就明白地说越地是没有城郭的。一般说来,都城的建立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的产物。由于矛盾冲突激烈,战争频仍,因此,为了防御和抵挡敌人的攻击,城市大多建有城墙,特别是在平原地区。但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唯一标志。从城墙的历史发展看,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现在的南宁市,就没有城墙围住;就是在古代,当南宁在晋代初次成为晋兴郡的郡治时,也没有砖石或泥土筑成的城墙,而以密集的簕竹来充当。就是北方的夏、商、周,也未必都有城墙,许宏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书中说得好:城墙并非构成夏商周都邑的必要条件,何况史前的中心聚落在洪水或军事上意识不到什么威胁时,人们大概不会劳民伤财去建筑城垣把自己围起来。所以,判断马头一带是不是骆越古都,应从其是否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活动中心的实质来分析,而不应以有无城墙为标志。即使没有城墙,马头一带仍然是骆越的古都。

    认真分析起来,顾、颜的“同支说”确实存在一些疑点。按照顾野王的说法,骆越应该是“周时”也就是先秦时期的称谓,西瓯则是秦时的名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末,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应该多见“骆越”而在秦汉文献中多见“西瓯”才对。但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先秦文献较多提到的是“瓯”,反而很少见到“骆”。《吕氏春秋》提到的“越骆”,即使不是独例,也是是很少见到的。所以,有人又往音近的字上想,把《逸周书》说到的“路人”理解为“骆人”,认为 “路”和“骆”字形相近,读音也差别不大;古人用以表示族称的用字往往不规范,例如“瓯”又写作“呕”;所以把“骆人”写成“路人”并不奇怪。但也有人指出,在古韵中“路”和“骆”属于不同的韵部,“骆”为入声字而“路”为去声字;“路”属暮部而“骆”属铎部。古人用字虽然不很规范,往往互相通假借代,但用于借代的字应是属于同一个韵部或可互通的韵部的,不同韵部或韵部不可通的字是不能用于借代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例如“西呕”、“西瓯”、“西于”,“呕”分属虞部、候部,均为平声;“瓯”分属候部平声、厚部去声;“于”亦为虞部平声,所以“西呕”可以写成“西瓯”,也可以写成“西于”,因为它们的韵部都相同或可相通。由于“路”和“骆”的韵部不同也不可相通,因而把“路人”看成“骆人”不一定可靠,也就是说“路人”可能另有所指,不一定就是“骆人”。

    注:

    武鸣马头的骆越古都,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通常是指公元前475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但是,由于秦朝短祚,其墓葬出土的器物与战国时期的器物并无明显差别,在岭南地区尤其如此。所以,武鸣马头安等秧战国墓群的年代下限,完全有可能延续到秦始皇用兵岭南的时候。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sui〕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寨,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其中“塞镡城之岭”一军,也就是沿着湘桂走廊进攻广西的一军,遭到了越人的顽强抵抗,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秦军所凿的“渠”,就是位于广西兴安县的灵渠。凿通灵渠之后,秦军的粮饷得到补充,继续南进“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在秦军进攻广西或者在西瓯君被击杀之后,原来各自独立的瓯和骆,就结成一个联盟以共同抵抗秦军。这样,原来只是骆越古都的武鸣马头,就变成了瓯骆联盟之都。瓯骆联盟建立之后,曾使秦军遭到重创。他们“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从记载的这些情况以及今武鸣马头至宾阳昆仑关一带的地理形势来看,秦军与瓯骆越人的这场战争,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人们经常在这一带山坡上发现青铜矛、剑、箭镞等战国时期的兵器,有可能就是那时遗落的。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昆仑关一带在宋代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发生过著名的战役,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

    但是,即使“骆”的名称在先秦的文献中确实很少见到,也不足以说明顾野王的说法错了。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没有或者很少提到“骆”或“骆越”,可能与中原文人对“骆”的了解程度有关。也就是说,先秦时人们对“骆”的了解还较少,因而很少有载及之文;而自秦汉用兵岭南以后,人们对“骆”或“骆越”的了解才逐渐多了,故而才较多追述及先秦的“骆”,有如前面所引《交州外域记》和《广州记》之言。根据这种情况推断,先秦应该已有“骆”或“骆越”的名称存在,所以顾野王所说的“周时为骆越”并非妄言。

    ⑴《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光武帝建武五年)。

    但是,瓯骆联盟在重创秦军之后,秦军又不断增兵。《淮南子·人间训》在说到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之后,紧接着就说“乃发适戍以备之”,就是增兵、集结的意思。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瓯骆联盟的主力很可能转移了,因为史书没有说到秦军增兵后瓯骆被消灭之事。瓯骆主力撤离之后,马头古都也就不复存在了。至于瓯骆主力往何处去,且待后面再叙。

    “异支说”大约始于晋时。晋人郭璞在扬雄《方言》卷一“西瓯”句下注曰:“西瓯,骆越之别种也,音呕。”这里认为西瓯是从骆越分出来的“别种”,已有将西瓯、骆越视为二支之意。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岭南道五》云:贵州,“本西瓯、骆越之地”;贵州郁平县,“古西瓯、骆越所居”;党州,“古西瓯所居”;潘州茂名县,“古西瓯、骆越所居”;邕州宣化县,“古骆越地也”。杜佑《通典·州郡十四》有“贵州,古西瓯、骆越之地”,但其余各州郡均未见此类说明。五代时后晋人刘昫在《旧唐书·地理志》中,也分别在党州、宣化、郁平下注云:“古西瓯所居”,“古骆越地也”,“古西瓯、骆越所居”。其它还有许多地方也是如此加注。这种说明,表明李吉甫、刘昫等人已经将西瓯、骆越视为不同的两支越人,因而分别标出他们的不同居地或他们的共居之地。后代学者大多沿袭了这种说法,明确指出“西瓯与骆,本为越之二支”。(见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只是各人在划定西瓯和骆越的居地范围时,又大相径庭。

    ⑵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第1期。

    二、越南东英的“古螺城”

    仔细推敲,“异支说”也存在若干疑点。

    ⑶《史记》卷—西一十三《南越列传》的《索隐》引。

    在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有一个“古螺城”,位于河内西北约20公里处。那里一马平川,有几条小支流曲折盘绕,注入红河。该城位于这些支流之间,由里、中、外三重城墙构成,形似螺蛳,因而被称为“螺城”。最早提到“螺城”之名的古籍是《岭南摭怪·金龟传》。此书为越南的神话传说集,十五世纪后期的黎圣宗时,曾经武琼校正并于1492年题序。该书云:“其城延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思龙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越南的史学前辈陶维英认为,这个古城,是安阳王建立的瓯骆国的都城,在东汉初曾被马援攻破,并在古螺城的废墟上建立了蠒城,十世纪时吴权又改建为京都。(见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5页。)

    首先,关于西瓯、骆越的居地问题。上述各书所言,虽然标出某地为西瓯、骆越居地或二者共居之地,但都没有说明有何根据,只能看出一些倾向性观念。罗香林曾指出,综观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该书“所单言与混言,亦似有相当界说,盖西瓯与骆越,似以今日柳江西岸区域为界,柳江东南则称西瓯,柳江西岸区域以西,则称骆越,而此西岸区域之接连地带则称西瓯骆越。”他这个概括大体符合李吉甫所标示,但他自己却认为,西瓯“其居地似在今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今苍梧、封川,北达今黔桂界上”;而骆越居地“殆东自广西南宁西南,下及广东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以达安南东北部、中部。”(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类似的看法,还有“译吁宋旧址湘漓而南,故西越地也;牂牁西下邕、容、绥、建,故骆越地也。”(〔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自序》)这些看法所划定的骆越居地还可以接受,但所划西瓯居地则与实际相去甚远。

    ⑷《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

    由于历经历史变迁,现在所见到的古螺城遗址,已经不是安阳王时原来的样子了。但是,越南史学界公认古螺城为“瓯骆国”的安阳王首先建立的都城。而在“瓯骆国”之前,今越南北部有一个由“雄王”统治的“文郎国”,其首都在今越南富寿省山维县喜岗社境内,那里有一座义陵山,山上至今还有“雄王庙”,距离河内105公里。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把越南的古史略作一些介绍。

    包括罗香林在内的一些人将西瓯居地划在桂江和西江流域,未见说明根据,有可能是根据前引的《淮南子·人间训》:“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这里所说的“渠”,无疑是指位于今广西兴安县的灵渠;而通过灵渠,唯有沿漓江、桂江南下而抵苍梧,再下可抵番禺。由于《淮南子》在说到凿灵渠通粮道之后,紧接着就说“与越人战”,并击杀了西呕君译吁宋,所以许多人都以为西呕居地就在距离灵渠以南不远的地方,于是就把西瓯居地划在桂江和西江流域。但是,桂江和西江流域在秦军到来之前应当属于苍梧古国。苍梧古国的建立很早,在舜的时候就有了。据《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逸周书·王会解》在说及伊尹为商王朝制定东南西北四方属国需要进贡的物品诏令时,规定“仓吾翡翠”,即苍梧国要进贡翡翠鸟羽。(别误会为玉石类的“翡翠”。)据《战国策·楚策》,“楚南有洞庭、苍梧。”在战国时,吴起担任楚国的丞相,他曾经“南平蛮越”,将洞庭、苍梧归入楚国的版图。苍梧古国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被楚国吞并了,但保留了“苍梧王”的称号。这个称号一直保留到汉初南越国。据《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曾封其宗族赵光为“苍梧王”;汉武帝平南越后,还设置有苍梧郡,可见苍梧族的势力和影响还在。苍梧古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九嶷山、萌渚岭南北和都庞岭东西的桂东北、粤西北以及湘东南一带。所以,将今桂江、西江流域视为西瓯人居地,有失详察。其实,《淮南子》在说到西呕君的时候,只是暗示其地在灵渠之南而已,并没有说明在灵渠之南多远。

    ⑸⑾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9期。

    据越南佚名氏《越史略》卷一载:“周庄王时,嘉宁部有异人焉,能以幻术服诸部落,自称碓王,都于文郎,号文郎国。以淳质为俗,结绳为政,传十八世,皆称碓王。越勾践尝遣使来谕,碓王拒之。周末为蜀王子泮所逐而代之。泮筑城于越裳,号安阳王,竟不与周通。”

    有人认为,秦军击杀西呕君的地方应该在今越南北部,甚至认为西呕君被杀后,“越人相置桀骏以为将”的“将”,就是越南的安阳王蜀泮;而且,汉武帝平南越后在今越南北部设置有交趾郡,该郡下有“西于县”;“呕”之与“于”,古音同韵,故“西于”当即“西呕”的另一种异写,所以西呕居地应在今越南北部。由于灵渠的开凿是战略的转折点,击杀西呕君是个重大战役,所以《淮南子》才特别将这两件事记下来了,并非说二地靠得很近。这种说法将“西于”与“西呕”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但却把先秦的瓯与与秦时的西呕混为一谈了,所以并不可取。这点且待下面再论。

    本文由betway必威登录入口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西瓯骆越新考,瓯骆古都及其南迁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