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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榷场贸易为主的东汉贸易,西夏印刷行当初探

发布时间:2019-11-07 16:06编辑:中国史浏览(132)

    以榷场贸易为主的西夏贸易

    西夏印刷业初探

    西夏钱币的发现及研究

    左长缨

    孙昌盛

    □牛达生,牛志文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0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银川,750001)

      摘要: 西夏钱币,早在清嘉庆年间就有出土。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钱币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笔者将多年来收集的资料,加以整合,制成《西夏钱币窖藏出土钱币简表》、《西夏遗址、墓葬出土西夏钱币简表》和《宋辽金钱币窖藏、墓葬出土西夏钱币简表》三表,并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货币制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态等作了初步探索。这些成果,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

      摘要: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在其立国的190年时间长期与宋、辽后又和金鼎足峙立,出于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自己的利益,西夏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以榷场贸易为主,以和市贸易、贡使贸易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特点,对这一时期各民族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摘 要:西夏的印刷业随着其民族文字产生而发展起来,到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达到最高水平,特别在仁宗时期,不仅有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同时使用活字版印书,走在了同时期辽、金两朝印刷的前面。

      关键词: 西夏;考古;窖藏;钱币

      关键词:西夏; 贸易; 榷场

      关键词:西夏 印刷 印书机构 书籍装订

      作者简介: 牛达生 (1933—) 男,山西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西夏学、钱币学、印刷史;牛志文(1971—),山西人,宁夏博物馆信息中心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学、钱币学。

      中图分类号:K246.3

      中图号:K871.44

      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在过去,属金石学的范畴。有关西夏钱币的收藏、研究和著录,至迟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开始。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钱币又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学界人士凭借丰富的实物资料,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前辈著录释读、考证辨伪的窠臼,开始了对西夏货币制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的历史面纱。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西夏学的内涵。

      文献标志码:A

      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境内各族人民在中世纪曾创造了灿烂的西夏文化,尤其印刷业,出现了以雕版印书和活字印书并存的局面。这在同时期辽、金两朝中是没有的。本文仅就现存西夏书籍,来管窥西夏的印刷业。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究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国的西夏学学者,凭借内蒙古黑水城西夏考古的重大发现,凭借建国后西夏考古的不断发现,凭借对这些考古资料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使西夏学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和敦煌学、藏学一样已是一门显学。

      文章编号:1002-0292(2008)03-0094-04

      印刷术能在西夏发展起来,有其特定的基础和背景。西夏大庆元年(1037年),元昊“始尝以己意造蕃书,令谟宁令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并立即在全国推广,教国人用以纪事[1]。文字的创制、推广是西夏印刷兴起的基础。西夏立国前后,曾先后6次向北宋购买大藏经、经帙和签牌,并求宋国子监所印之书字等[2];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为蕃语[3];(者单)都六年(1062年)毅宗谅祚向宋献马50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4]。随着西夏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得到很大发展,政府提倡蕃、汉二学,设科举,建太学。各州县亦建学校,培养和选拔有学之士;佛教在西夏的兴起,佛经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政府机构中还设有刻字司、纸工院,专门负责刻书印刷。这些均是西夏印刷业发展、兴盛的社会条件。

      西夏钱币是西夏考古的一部分,是西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钱币研究,又是我国钱币学、货币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在研究西夏钱币、西夏货币经济,以及我国钱币学、货币史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

      西夏是11世纪我国西部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地域 “东拒(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1],与宋、辽、金成鼎足之势。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着地域管辖的分割状态,出于从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等因素方面考虑自己的利益,也为了摆脱地域分割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西夏与北宋开始寻求共同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和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的良好途径。于是,建立了名为“榷场”的边关互市场所。

      西夏印刷业兴起于何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现存最早的西夏印刷品是1073年刻印的汉文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发愿文。笔者认为,西夏的印刷业是随着其民族文字产生而发展起来,到了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期达到最高水平。特别在仁宗时期,不仅有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同时使用木活字版印书,走在了同时期辽、金两朝印书的前面。

    一、西夏钱币的考古发现

      随着西夏王国与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不断扩大,设在两国边境附近的榷场也逐渐增多,西夏形成了以榷场贸易为主,以和市贸易、贡使贸易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格局,具有十分鲜明的历史特点,并且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影响。

    一 雕版印刷

      (一)早期西夏钱币出土资料

      一、西夏开展对外贸易的社会背景

      (一)雕版印刷规模

      西夏钱币早在清乾嘉时期就有出土,至少有两项。

      唐代灵州,总领黄河中游,是西北最著名的军事重镇,也是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点。由于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灵州道”经过长期有效的经营和管理,这里不仅形成了十分活跃的商贸集散地,而且还发展成为非常强大的精兵良马聚集的地方,以至“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就选择了在此即位,召集各种势力进行平叛,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到了唐代宗时期,由于担心吐蕃与党项部落联合而构成威胁,就采纳了驻在灵州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建议,将散居于灵州、盐州、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再次迁徙到银州(陕西榆林东南)、夏州(陕西横山)一带居住。唐末,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晋爵为夏国公,升任夏州节度使,统辖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银(陕西榆林东南)、宥(陕西靖边东)四州,加上后来隶属的静州(陕西米脂东)共有五州之地,党项部落一时成为雄踞一方的藩镇。晚唐时期由于吐蕃占领河陇地区后丝绸之路主要由灵州道通向西域,连接中西方贸易。后唐明宗曾下令在沿边地区的灵州设置互市机构开展贸易,朝廷还实行“马来无驽壮皆售”的政策高价大量收购,于是党项诸部落争相来到这里以马牛对外进行交易,其收入成为党项部落重要的财政支柱。由此,灵州道的马绢贸易也十分活跃,每年马商不绝于路,此交易盛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古代印刷业的兴衰与佛教有密切联系,佛教徒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和推广应用,都曾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夏统治者钦崇佛教,建国前后频繁地向宋朝赎经,并于元昊时起到崇宗乾顺止,仅用53年时间就译3579卷西夏文《大藏经》。但是只靠赎经、译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他们也大量印经,有时一经印至5万卷、10万卷,数量之多可与五代吴越国印经不相上下,而为辽、金所不及[5]。如天盛十九年(1167年)仁孝皇帝为纪念皇太后周忌之辰,开版印造番汉经共2万卷;乾十五年(1184年)仁孝皇帝一次雕印《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西夏文、汉文共51000余卷;乾二十年(1189年)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仁孝皇帝又令雕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次散施此经达10万卷,汉文《金刚经》、《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各5万卷;1195年罗太后为死去的仁孝帝祈福,发愿雕印番、汉文《佛说转女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善贤行愿品》共93000部[6]。西夏是否将西夏文《大藏经》全部刻印已无据可查,但是西夏曾雕印全部汉文《大藏经》,至少印制了12部《大藏经》[7]。以上几例,说明西夏印制佛经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西夏统治者提倡蕃学,因此,西夏字书的出版印刷十分盛行,有《音同》、《文海》、《文海杂类》、《五声切韵》、《韵统》、《分类杂字》、《掌中珠》等[8]。同时政府重视儒学,从宋朝购入大量儒家、历史、军事等方面的书籍,译成西夏文刻印流通。其中《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儒家经典作为西夏各级学校的教材而出版发行。西夏雕印的世俗文献,在数量、规模上不及佛经,但其内容极为丰富。

      一是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凉州河滩的发现。

      五代时,朔方军镇兵力十分强大,驻在灵州的朔方节度使不但负责军事防备,而且还兼领温池(宁夏盐池)榷税使、乌池(宁夏盐池东)榷税使等职。榷税使职责是负责将这里出产的青盐、白盐加税后卖给商人运销其他地区,党项人便用十分有名的盐大量换取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这一时期在灵州地区周边各民族进行的互市贸易十分活跃,党项部落不仅习惯了利用固定的交易地点扩大对外贸易,以巩固部落经济基础,还大量“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2] 6217,积极补充军事装备,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

      (二)现存雕版印刷品

      嘉庆乙丑(1805年)二月,镇番(今甘肃民勤)令张君孔采,出三钱以赠赵润甫,云凉州府开河掘得一小瓶,内贮钱数枚,此三枚乃元德、天盛及天庆元宝(注与辽天庆钱不同—原注),制作精好,色泽青绿相同,是知元德、天庆二种,确系夏钱矣。

      宋朝立国后,割据西北的党项部落通过多次战争占领了灵州,其首领李继迁接受辽朝册封为西平王,将灵州改称西平府并作为党项都府。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即位后,“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 [3],继续向西扩大了党项势力范围,迫使宋真宗也承认其王位。宋朝在西北实行军政合一的特殊管理制度,同时监督管理贸易。1007年,宋朝应党项首领李德明的要求,在双方边界附近的延州(陕西延安)、保安军(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并解除了对延州乌白池所产青白盐输入宋朝的禁令,同时还对 “西人市粮”取消了限制。接着宋朝在镇戎军高平寨(宁夏固原头营)和德顺军(宁夏隆德)也设置了榷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器、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香、羚羊角、硐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在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双方从此正式开始了对外贸易往来。

      西夏雕版印刷品有佛经、世俗文献和版画三大类。

      这是有史以来文献记载的第一次出土西夏钱币的资料,对西夏钱币研究有重要意义。当时人们根据乾隆《钦定钱录》,已知天盛为西夏钱,由此推论同贮一瓶的元德、天庆二钱,当然亦应为西夏钱,这是正确的。

      二、榷场是西夏王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西夏雕版佛经(因数量大,经名不一一列举)多数在国外。1909年俄国人柯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掘走的大批西夏文献中,西夏文本已考定者,共约405种,3000多件,其中世俗著作60种,340多件;刊本有26种257件;佛经345种,刊本在千件左右。尚未考定者还有5000余件[9]。黑城出土的汉文文献,刊本、写本共488件,其中可肯定为西夏时期雕印的佛经23种97件[10]。1914年英人斯坦因在黑水城亦盗走几十件西夏佛经,印本居半,现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11]。此外,法国、日本、瑞典、德国、印度等地博物馆也藏有不少西夏佛经,因未公布,具体数目尚不清楚。国内所藏西夏佛经印本,主要收藏于甘肃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内蒙古考古所、宁夏考古所、西安市文物管理处、陕西省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等地,共有二三十件。这些印本是研究西夏雕版印刷的珍贵实物资料。

      二是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十三 (最早刊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记述刘青园对凉州窖藏的发现。

      西夏王国建立后,一方面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原料和技术方面的原因,许多物品不能够生产,只能依靠与宋朝及周边各民族的商品交换来实现。因此,西夏对外贸易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有了客观上的迫切需要。正如北宋大臣司马光所言:“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势必退其余与他国贸易,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4]另据史料记载:“元昊倔强搆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北事辽,南事宋,仅足以自存。” [5]集中反映了西夏与中原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存在着难以割舍的重要依赖关系。

      西夏雕印的世俗文献不少,涉及儒家、辞书、史书、文学、政治、军事、法律和类书等方面。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有《左传》、《论语》、《汉文典籍摘译》、《列子》、《孔子家语》;辞书有《文海》、《文海杂类》、《音同》和《掌中珠》;历史方面有《三国志》、《十二国》。《十二国》是春秋鲁、齐、魏、晋等十二国史,为中原佚书;文学方面有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佛教劝善诗文《到贤》、《西夏诗集》;政治上有《官阶封号表》、《贞观要文》(《贞观政要》的节译本);军事有《贞观玉镜将》、《孙子兵法三家注》(曹操、李荃、杜牧注)、《六韬》、《黄石公三略》;法律有刊于西夏天盛年间(1149~1169年)的《天盛新律》;类书有《杂字》、《圣立义海》和《类林》等。这些文献均被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在我国黑水城掘走,分别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12]。它们不仅是研究西夏雕版印刷的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刘青园曰,凉州土人掘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阳面正作此等字……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景严作《泉志》时即不之识。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

      西夏国建立之初,与北宋连年交战,榷场被关闭,极大影响了两国经济和人民生活。经过双方多次交涉,终于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两国达成“庆历议和”:元昊向宋称臣,宋册封其为夏国王;在两国边界附近的保安军和镇戎军重开榷场,恢复双边贸易。此后相当长时期,榷场作为贸易双方在互市互惠中发展的纽带,一直保持了党项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成为西夏王国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版画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西夏的版画印刷与其佛经印制一样发达,仅仁孝皇帝在本命之年(1184年)就印彩画功德大小51000余帧。据向达先生《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介绍,斯坦因在黑城掘走的西夏版画多达37件[13]。传世的西夏版画常见的是佛经插图和佛像。最为珍贵的西夏版画应是藏于北京图书馆的《译经图》。此图约两页纸大小,图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图上部正中有一高僧,人物形象最大,像上部横刻西夏文题款“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白智光左右两侧各有僧俗4人,僧前俗后,共16人。译经图的下部有人物8身,左侧一男坐像为“子盛明皇帝”(惠宗秉常),右面一女坐像为“母梁氏皇太后”,各自身后立3位侍从。全幅图线条柔和,人物表现细腻,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的一帧珍贵版画[14]。敦煌研究院藏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西夏的一部版刻西夏文佛经图解本,上为插图,下为经文,经文54面,插图53幅[15]。1991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两幅相同的西夏版画,高55厘米、残宽18厘米。画面呈塔幢形,由宝盖、塔身、底坐三部分组成[16]。佛像大小,上下不到7cm,左右不到6cm,在如此小的范围内,所刻佛像造形丰富,形像逼真,充分反映出西夏刻工雕版技艺之高超。西夏木刻版画是西夏雕版印刷术发达的产物。

      凉州窖藏,是西夏窖藏钱币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我国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笔者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对金石学家刘青园发出的:“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也!”感同身受。《吉金所见录》对刘青园发现的记述,是钱谱中第一次对西夏窖藏钱币的详细记述和系统著录。无论对西夏钱币还是中国钱币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以为西夏钱币只有一种“天盛元宝”的认识,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三、“榷场”既具有边关行政管理的特点,也是进行对外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

      (三)西夏雕版书的特点及优劣

      此外,刊于1936年的慕寿祺的《甘宁青史略》卷二九载,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武威出土“古钱两大瓮”①。虽无进一步的记述,估计仍应是西夏窖藏钱币。

      宋朝为了掌握对西夏贸易的主动权,始终把榷场设在军事要地并靠近自己的境内以便于管理,而且“官主贸易外,实羁防之”,体现出设立榷场的多种目的。宋朝设立榷场的管理机构为“榷署”,内设提领、措置、提点、立管、押发等官职,统称“监临场务使臣”。西夏官制经略司也负责处理榷场事务,西夏文献《天盛律令》中记载设有“诸边经略使司”官署。榷场开办的费用,由榷场所在州军负责开支,交易数额和征税方式也由宋朝规定。

      边框 古代书籍在文字四周都有框栏,有单栏、四周文武栏、两侧文武栏等形式。西夏刊本最常见的是上下单栏,左右文武栏,如《贞观玉镜将》、《圣立义海》、《类林》、《新集锦合辞》、《音同》、《天盛新律》等,间有四周单栏或双栏者,如《文海》四周单栏,《掌中珠》为四周文武栏。西夏版书的边框特点与宋椠本一致。西夏还有一种独特的边框,即边框为双线,双线中间雕饰各种花纹,形成花边[17]。

      远在陕西南部的安康地区,在清乾隆、道光年间,也有西夏钱币出土,有天盛、天庆、皇建诸品,还有梵字钱 (西夏文钱)[1]。

      西夏与北宋的榷场贸易,是双方协商后在沿边地区指定地点由官方监督进行的货物交易场所。这一时期,榷场作为封建制度下国家管理边境事务的行政机构的边关特征十分明显,其管理制度已经比较严格而且规范,另外由于它以官督民营方式进行大规模对外贸易的特点非常突出,因此也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

      版心页码和书名 版心书名、页码用字无规定,多为汉字和西夏文交替使用,有的夏、汉合用,有时同版心会出现黑地白文和白地黑文的书名和页码,如《掌中珠》、《圣立义海》、《类林》等。正文中也有此类情况,如方塔出土的汉文刻经《略疏下》,黑文中穿插黑地白文。

      (二)建国后西夏钱币出土资料

      四、榷场管理制度的特点

      版面空白处装饰图案多样 在文中段末常见有菱形、花草、三角形等小花饰和人像,如《新集锦合辞》、《贞观玉镜将》等。有的界行不是一条条竖直的细黑线,而是由植物和飞天图案组成,界行上部为树枝式拱形图案或华盖,下部是莲花[18]。装饰最为讲究的莫过于《番汉合时掌中珠》,此书依三才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3篇,每篇题目均安于塔幢内,塔幢由宝盖、塔身和莲座三部分组成,篇目刻于塔身。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时期使用的钱币在西夏故地的陵墓、遗址、窖藏、城址、古塔中多有发现,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不少专门贮藏西夏流通钱币的窖藏。笔者1979年开始接触西夏窖藏钱币,并从简单清理走上对钱币的研究。下面对我清理过的几处窖藏,作一简介。

      榷场是两国协商后特定的边界通道和封闭的贸易场所,许多贸易规则在建场初期就确定下来,它不因榷易官的变动而更改,一直被长期沿用。

      西夏书版面装饰与宋版书的不同还表现在,宋版册页装书中多有鱼尾,常见单鱼尾或双鱼尾,西夏版书中却未见鱼尾;宋版书间有象鼻、耳子等装饰,象身、耳子在西夏版中都未见出现。

      1.大风沟窖藏。大风沟位于石嘴山市大武区以西贺兰山腹地。进汝箕沟口沿公路可达,距沟口约25公里。这里四面环山,海拔1800多米,原是一个少有人烟的山间小盆地。解放后,逐步发展成近万人的矿区集镇,通了铁路,是著名的“太西煤”产地。1979年6月,宁夏贺兰县四十里店光明二队副业队,在大风沟露天煤矿挖地沟时,发现一座钱币窖藏。宁夏博物馆派邓程浩、马学林和牛达生三人到现场进行调查。窖藏位于矿务局机关大楼前南侧的台地上。我们考察时窖穴已被破坏,据说是一个直径约80厘米,深约100厘米的竖穴土坑,坑壁无加固痕迹,钱币成串环壁排列,有绳索残迹。我们特别注意周边环境,没有发现古代遗迹、遗物。

      按照榷场制度规定,在边境交易过程中,贸易双方须凭各自政府发放的关子、关引等许可证件进入榷场,经场官检查、监督主持下进行交易,完成交易后必须立即返回本境,严禁私自越界;在贸易活动中政府还指定 “牙人”专门评定货色等级,买卖成交后商人还必须向榷场交纳 “牙钱” [6];非商贸旅客禁止入场,禁绝一般人员的出入境;对重要物资出入境的管制更为严格,实行对特种物资发放许可文书;官置仓舍(监管库),令商人提前存放货物以备检查与管理。榷场征税方式为“官中止量收汉人税钱,西界自收蕃客税例”[7],实行榷税差别政策,将贸易方式分为出境、入境、过境等类别,对进出货物按差别税率征税,税率视商品粗货、细货情况自5%至20%不等。榷场官吏收税后,均出具已征税证明“关引”后放行货物。

      西夏政府对书籍校勘比较重视,故西夏官本错误较少。西夏文辞典《音同》是依声编次的字书,目前发现它至少有初编本、改编本、整理本、勘校本和重校本5个版本。这是因为西夏文属人为造字,新字不断增加,每增新字,就可能再版一次,使其更加完善。每版都是仔细勘校,正如《音同》重校本序中云:“……乃与《文海宝韵》仔细比较,又依《手鉴》好好校对杂乱,不仅正其阙失,且增新造字。”[19]对于佛经的校勘,西夏政府更是不遗余力。现存西夏佛经不少是由仁宗仁孝皇帝“御校”,有时一部经校后还“再详勘”。西夏人自己编撰的佛教著作《密咒圆因往生集》序中,提到在刻印此书时曾“命西域之高僧、东夏之真侣,校详三复,华梵两书,雕印流通”。[20]可见西夏对书籍校勘之认真。

      钱币实物散失不多,大部分被民工卖到废品站。我们急忙赶到废品站,所幸装钱的袋子尚未打开,并按有关规定(即按划拨价付款)收回。经整理,计两汉唐宋西夏等钱币33公斤,共8599枚。

      五、边关榷场成为邻国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的手段

      西夏重视书籍校勘,并不是说西夏本皆善本。现存西夏古椠,自著者不多,多由汉文或藏文译成或直接翻刻。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更何况刻印译书。有的错误是出于无心,有的则是通人臆改,原本尽失。如《类林·异识篇》张华条有“(晋)愍帝在长安,陷于胡贼,天下大乱”之句,西夏文译本将“胡贼”改译为“回鹘贼”[21]。“胡”泛指北方各部族,这里指匈奴族人刘渊创建的前赵。当时回鹘与西夏处于敌对状态,西夏便以敌对的回鹘代“胡”。从西夏文本《类林》看,俘虏晋愍帝者不是匈奴前赵而是回鹘人,与原本不符。另外,西夏私刻印书大量存在,私刻者因利所趋,有的又不谙文字,另为雕印,错本书难免出现。

      2.榆树台窖藏。榆树台位于包兰铁路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站西的贺兰山腹地。进山沿红果子沟西北行约15公里,然后再翻两座山可达。山势险恶,至今无路可通。牧羊者堆石为路标,沿路标攀援而过。这里群山环抱,至今人迹罕至,是一个南北向的狭窄山谷,海拔在2000米以上。窖藏位于谷地南端被牧民称为榆树台的缓坡上。1980年9月,石嘴山市电瓷耐火厂工人马维林等入山打猎时发现,并电话报告博物馆。馆领导派雷润泽、刘常有、牛达生到现场考察,并收回钱币实物。

      西夏国建立以后,先后与北宋、辽国、金国等长期处于战争与和平多次交替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设置边关榷场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和利益的特点,因而榷场贸易逐渐成为邻国制裁西夏国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如夏、宋两国和好时,宋朝就开放榷场,进行大宗交易,贸易往来频繁,双方时常会出现 “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8]卷124的盛况;而两国一旦交恶,宋则关闭榷场,停止贸易往来。尤其对榷场贸易依赖很强的西夏来讲,经济封锁的时间越长,国内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迫使西夏有时也为了求得开放榷场贸易而发动战争。

    二 活字印刷

      我们考察时,窖穴已被山洪冲去半个,其下则是一条长约百米,宽一二米的雨水小沟。钱币沿沟被冲刷出20多米远,土坑直径约50厘米,深约60厘米。如同大风沟窖藏一样,坑壁无加固痕迹,钱币没有容器,窖藏附近没有墓葬及其他遗迹。经清理,与大风沟品种大体相类,计23公斤,共5415枚。

      西夏与辽国是政治上的盟友,通过协商在两国边境上也设有榷场,主要集中在辽朝靠近西夏边境的天德州(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州(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来进行贸易。西夏常常以自己所产商品换取辽国的金、铜、铁、马具、弓箭、衣饰、酒等制品来补充需求。但与宋朝相比,夏与辽进行贸易的规模较小。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但是,宋元时期,活字印书未曾流行,仍以雕版印刷为主,直到明清,活字印书才逐渐处于主导地位。作为活字印刷术发源地的中国,令人遗憾的是中原地区早期活字印刷品未见有实物流传。近两年来,在出土的西夏文献中,学者们惊喜地发现了众多活字印刷品。

      3.滚钟口窖藏。滚钟口,位于银川西3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俗称小口子。这里有笔架山、西夏遗址、老君堂、清真寺等人文景观,是宁夏著名旅游景区之一。1984年9月,这里山洪暴发,窖藏被冲毁,冲刷出窖藏西夏钱币,被水文站同志发现后,收集并移交博物馆。经清理,其品种与上述两窖处大体相类,总计125公斤,29000余枚。

      金灭辽后,开始联合西夏攻打宋朝。西夏也乘机收复并巩固了金肃州(内蒙古东胜东边)、麟州(陕西神木)、镇戎州、萧关、西安州(宁夏海原西)、兰州、西宁州 (西宁)等地区的势力,至1146年,西夏国疆土的辽阔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此时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变成已入主中原与南宋对峙状态下的金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夏、金两国曾友好相处了一段时期。金朝不仅在占领的原辽国榷场基础上恢复和扩大了与西夏的贸易,还相继在邻近西夏边境的胜州(内蒙古东胜)、绥州(陕西绥德)、保安军(陕西志丹)、环州(甘肃环县)、庆州(甘肃庆阳)、兰州等地开设新的榷场,放宽了出口的限制,鼓励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西夏主要以马、羊、牛、骆驼、毡毯、珠玉、盐等交换金国的粮食、丝帛、铁、铜、货币等物。金朝在榷场贸易中还时常大量购买西夏马匹以充军用。

      (一)活字印刷品

      贺兰山一带,常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土层干燥,钱币保存良好,没有锈结和朽烂情况。几窖品种,大体相类。最早的是西汉四铢“半两”,最晚的是西夏“光定元宝”,包括15个朝代的60多种钱币,内涵十分丰富。若按币形特点、币值大小、书体不同细分,可达120多个品种。同一窖藏出土如此丰富的品种,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

      西夏王国的后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加离不开与中原地区商品交换的经济依赖关系。中原地区物产丰富,当占据该地区的金国关闭边关榷场严加限制西夏对外贸易使夏国在经济上蒙受很大损失时,夏国就出兵进攻,以武力迫使金国开放榷场,恢复贸易[9]。1172年,金主借“以无用易我有用”为由,下令关闭保安、兰州两处与夏人交易的榷场,这对西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冲击很大,迫使西夏只能通过其他榷场和边境民市来进行对外贸易。1177年,金国又以夏民私相越境、奸人以贸易为名往来恐为边患为由,关闭了与夏国进行贸易的绥德榷场,只存胜州、环州两处榷场维持贸易。1187年,金兵势力已扩张到了镇戎州、德顺州、原州(甘肃镇原,辖宁夏固原东部地区)一带,并对夏、金之间的贸易严加限制。1191年,夏国被迫以金兵驱逐其牧民为由,又举兵攻取镇戎州。1197年,夏国使人至金,要求恢复榷场贸易,金主许之,才下令重新开放兰州、保安两处榷场与夏国进行贸易。由于受金国长期的经济封锁和战乱的影响,西夏国的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同时其势力也逐渐衰微。

      1991年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其中有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第三、四、五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要文地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广义文下半》一卷,《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之解生喜解补》第一、二、三、五卷,共9册,均蝴蝶装,200余页,每半页10行,行22字,共约10万字[22]。这9册佛经均为西夏的木活字版本[23]。其特点是: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空隙;黑色浓淡不匀,纸背透墨深浅有别;字型大小不一,笔法风格各异;个别经页版心行线漏排,有的最后一页不设栏线或栏线排在经页中间文字之后;有几处倒字,如《本续》卷五页码“二十二”、“二十九”中的“二”字。《要文》第五页中的“四”字,《解补》第七页的“七”字等;字行间有隔行夹片印痕等。这些均是活字印本的特征,雕版印本中则很少出现或根本见不到,特别是隔行夹片印痕,说明它们是木活字,不是泥活字。

      上述几处钱币窖藏,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滚钟口窖藏,位于西夏京畿西侧贺兰山中,西夏在“贺兰驻兵五万”,以拱卫京畿[2];大风、榆树两处窖藏位于贺兰山北段,属西夏定州(今宁夏平罗县南)地界。这里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 之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夏曾在这里营建“省嵬城”(今石嘴山庙台乡)“以驭诸蕃”[3]。京畿至定州一带,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口众多的地区。这些窖藏,所以在深山峡谷,后文将要谈到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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