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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丝路,展览扫描

发布时间:2019-10-17 15:36编辑:中国史浏览(99)

    天皇陵寝作为不可亵渎的禁地,从1850年前后开始,100多年来一直得到日本各级政府的严格保护,不但学术性的考察现场不被允许,就是考古人员也不能随便到里面做调查和发掘工作。像1872年坟丘的方形部分坍塌,露出了横穴式石室,内有石棺,棺外有鎏金铜甲胄、刀、玻璃器等,但为了保护皇家圣物,只是绘制了一些器物图后,马上又把它们都回埋了进去。

    图12 吉隆唐碑

      展览的第100件展品,是2005年中国深圳生产的太阳能充电电灯,代表了当下人们应对环境恶化的努力,以及对清洁能源的渴望。

    可见,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考古挖墓是个常事。然而实际上,考古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挖墓的,甚至有时即便挖到了墓,还要把墓回埋起来。这是何道理呢?

    在过去陆上丝绸之路的线路研究中,青藏高原区域是个空缺,它是丝绸之路上的孤岛吗?青藏高原的北面可以直接连通西域,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形成一个非常通畅的环带,虽有沙漠和戈壁,但有若干条绿洲相连,传统上认为丝绸之路有些支线与青藏高原的北部地区是直接相通的。青藏高原的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它有若干条山口,东北部地区与横断山脉的六江流域连为一体。这些南北向的高山峡谷,自史前时期以来已经成为人类重要的通道。从地理环境上讲,青藏高原虽然具有寒冷、干燥等若干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条件,但它不是禁区。关于青藏高原的历史记载都很晚近,基本上是从唐代开始的,所以考古学的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个区域的文明样态和文化交流问题,是很好的切入点。(图1)

      记者快评: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不正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嘛!

    不仅帝王陵墓回埋,一般墓葬也有回埋的案例。2006年上海修建9号线地铁,施工中在沿线发现了一个明代双人墓穴。但上海考古部门初步清理后未进一步挖掘,反将尸体棺木等再次回埋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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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策展人闫志说:“这个展览不是表现各文明之间的差异、特征,而是强调人类文明之间的共性。”这一理念,从序厅里那具“佘盆梅海特内馆”就可以看出。在大英博物馆馆藏的埃及棺椁中,这件绝对算不上出名和经典。佘盆梅海特,是一位古埃及女贵族。这个制作于公元前600年的木棺初看起来和人们常见的古埃及木棺并无二致,但是经过分析研究人们发现,它的全部材料都来自埃及以外的地区:木料来自于黎巴嫩,黄金来自努比亚,青金石来自阿富汗,沥青来自两河流域。这个普通的木棺告诉观众,早期文明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交流合作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位于陕西乾县的乾陵合葬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下葬了两位皇帝的陵墓。这两位皇帝当朝时唐朝正逢全盛时期,墓葬规模宏大,去世后的随葬也都丰富异常。相传唐高宗临死前留下遗言,要把生前所喜爱的字画埋进墓内,包括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郭沫若曾说墓中可能还有武则天的画像和诗集手迹,如果打开它,那一定会发现“石破天惊”的奇珍异宝。千百年来,乾陵对人间的诱惑巨大,引得无数盗墓者对它垂涎欲滴。可不论他们怎么满山遍地、开山炸石地寻找,就是找不到墓道口。哪知到了1958年,几位农民炸石修路,却意外发现了乾陵入口。考古学家闻讯而来,进行了勘探,发现墓道入口保存较好,推测陵墓没有被盗过。

    三、吐蕃王朝时期对外交流的全面扩展

      记者快评:征服带来的不仅仅有毁灭,也有融合。

    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寝,1956年起,考古人员也是从找到的墓道口进去,打开了封墓的金刚墙进入定陵地宫的。可发掘的结果非常不尽如人意,大批的绝世珍品,因科技保护水平有限,变质的变质,变色的变色,结果令人扼腕痛惜。显然,周恩来总理让陕西来京报批的同志去参观定陵是有用意的!陕西的同志看到这一幕,心中也都明白了周总理的用意。于是乾陵挖掘工作暂时中止,墓道口也都回填起来。就这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迄今再未挖过乾陵。

    青藏高原的古道有过若干名称,以物品交流命名的如麝香之路、食盐之路,还有地域之间的交流,如唐蕃古道、蕃尼古道,以及唐宋以后的茶马古道等。这些概念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讲题有关。

      记者快评:“以物说史”是绝大多数历史类展览惯用的方式,却又往往局限于“史”。本次展览,既重现遥远的过去,也记录鲜活的现实,更描摹美好的未来,这或许就是它最可贵之处——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才是人们最想知道与关注的。

    二是遗体保护难于遗物保存。其一,尸体类文物的收藏成本不但高于一般的玉石文物,还远高于医学院的人体教学标本。其二,更重要的是遗体是有机质文物,不像无机质的金银珠宝,保护难度相当大。当年北京定陵挖出的帝王遗骨和长沙的马王堆女尸,都有过苦于收藏和难以保护的教训,即便像秦俑坑那样的土质遗址还出过48种霉菌。上海明墓出土女尸在没开棺前脸呈白色,开棺后脸色迅速变黑,又是一个人为导致变质的实例,说明以现有的保护能力,我们实在还做不到让出土文物不发生变化。与其不能完全原样保护,还不如还原于地下环境,留待未来保护技术实现突破时再挖,才是最有远见的保护,这早已成为国内外不主动挖帝王陵墓,甚至普通墓葬的“潜规则”了。

    图6大昭寺藏吐蕃银壶

      100件文物200万年历史。仅凭这一点,“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就在世界各地的巡展中吸引了无数眼球。如今它来到中国,在众人的期待中,展览将于3月2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公众见面。

    一是上海明墓数量很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同类墓葬已发掘清理了400多个,不足为奇。这次工程施工偶然挖到的明墓,实属一般性的普通墓葬,与以前发掘的墓葬相比,最多是又增加了数量,对目前的研究并无特殊价值。

    茶马古道与前面所讲两条道路比较起来,有所不同,起到了内部凝聚的作用,它沟通了汉藏以及西夏等,形成了一个内部文化交流、商业贸易网络,是一个内向性的路线。主要目的不是外销,因为到唐宋以后,印度的茶叶生产也慢慢开始发达起来。但是在前期,最重要的路线就是文献记载的西藏中部的泥婆罗道以及西藏西部通往印度的古道。

      【新展大观】

    像中国这样明明挖到了陵墓却不再续挖,而是保护起来的例子,在国外也有,比如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仁德天皇据说是日本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位天皇,公元四五世纪之交前后在位。有日本正史之称的《日本书纪》上说,这座陵墓于仁德天皇六十七年开始修建,20年后仁德天皇去世用于下葬,随葬用的明器不下2万件。陵墓前方后圆,由3条围壕相绕,占地面积约达令人吃惊的46万平方米,不但是约25万平方米的秦始皇陵的一倍,更是远大于5万多平方米的埃及胡夫金字塔。于是成为与胡夫金字塔、秦始皇陵并称的世界三大陵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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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00年左右,中东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被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分别是中国的唐朝和伊拉克的伊斯兰阿拔斯王朝。他们支配着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巨额贸易;依靠商人和骆驼组成的商队,香料和丝绸等奢侈品得以在丝路上流通。因为对东方奢侈品的需求持续高涨,这类贸易活动在中世纪早期达到鼎盛。

    三是要为子孙而考古。长期以来,在不少人印象中,一直以为上海是无古可考的地方,甚至还说上海市区是从一个近代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近现代殖民地城市。其实考古发现早已推翻了这个旧有的思维定势,这次挖出的明墓,就是一个实证。但是因此就要把上海地下的重要文物古迹都挖出来,还是把重要的发掘留给未来的考古学家呢?这不仅是现有保护技术存在不足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研究能力也存在局限性的缘故。像上海发现的明墓,既无墓碑,又无墓志铭,身份也无法确定,两具并排女尸的相互关系也不是一时能解。这都令考古学家越来越感到,墓葬中的古代信息不是我们挖出来后便能一一破解的。所以,相信后人的解读能力超过先人,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规律,还是对我们能否正确认知自己时代局限性的严格考量。

    图1 青藏高原卫星鸟瞰图

      记者快评:虽然展览中的元青花瓷不能称为顶级的珍品,却也非常“称职”地表达了展览主题。

    无论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还是从考古伦理所涉及到的文化世俗传统方面,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古墓不再被一味地发掘,哪怕是以科学考古的名义。挖到古墓要回埋,挖到遗迹也要回埋,也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几例。比如,就在上海明墓回埋之后,上海还先后回埋过上海北外滩建筑工地发现的明代古墓群,上海世博会浦西展馆建设工地发现的清代古墓葬等;北京也曾将拓印完毕的辽金石经,重新归藏地穴。浙江宁波1995年在象山滩涂上发现的一艘近700年的明初海船,不但是宁波目前发现的最大古船,在国内也少见。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宁波文物考古所所长、现任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的褚晓波说:“大型古船在水里埋藏了几百年,出土后含水量极高,一旦与空气接触或经太阳暴晒,水分蒸发后很容易造成木质开裂。这艘古船长23米,修复后可达26米,但由于当时保护手段、存放条件都非常有限,所以只好把它重新回埋到水下。”

    西藏从史前时期开始与外部世界已经有了交流,首先来看它的作物体系。今天青藏高原的主食以青稞为主,如果把目光转向距今5500多年前,它的东部主要种植小米。它的中部地区在距今3500年前,是一个混合地带,青稞、小麦、小米混杂在一起。粟不是本地植物,应该是从黄河上游地区传播到青藏高原地区的东部。麦类作物目前还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从东边传来的小米和从北面或西面传来的小麦都进入到西藏中部地区这一混合地带。青稞是从中亚还是从南亚传播至这个混合地带,还需要继续探讨。

      定居农业形成之后,人类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大型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需要加强管理,文字应运而生。在中东地区,文字被印在泥板上,许多得以保留。文字不仅用于记录,很快又得到更多创造性应用,在那些泥板上还发现了早期文学作品。

    千百年来找不到的墓葬入口,一朝现世,挖还是不挖?这一问题摆在了考古学家们面前。最初,陕西省有关方面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拟择机打开乾陵地宫大门。可开启帝王陵墓毕竟是个大事,省里有没有决定的权力?于是陕西省派各文化部门负责人等组成5人小组,到北京向文化部请示汇报。文化部又上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处。周恩来总理没有直接表态,而是请陕西来的同志先去看看正在挖掘整理的明十三陵的定陵。

    图8 吐蕃银瓶与来通

      记者快评:人类文明的形成原本就是一个互相借鉴、互相补充的发展过程,任何一个文明都脱离不了其他文明的文化因素和影响而发展。

    四是为子孙保留现在,为未来保存过去。上海成陆历史是逐步由西向东的过程,在浦东和虹口等沪东沪北区域,虽也曾出土过唐宋时代的遗物,但总的看上海古代遗存分布,是西南部早而多,东北部晚而少。这次发现明墓的肇家浜路和徐家汇路沿线一带,虽说属于市区西南部,并且常见古墓甚至墓群,但若比起青浦和松江等更西部的可早至汉代和史前的文物藏量,毕竟是小巫见大巫,小马配大车了。上海市区考古资源有限,上海文博部门回埋普通明墓,看似小事,却实在是珍惜市区有限考古资源的重要举措。

    在讲座的互动阶段,有听众提问早期的佛教传入及汉晋时期西南通道的交流问题,霍巍教授回应西南丝绸之路是他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与高原这一块还有所区别。早期佛教的传入,一个是海路说,如孔望山的发现。第二个是陆路说,通过丝绸之路。但有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早期的佛教因素,是不是佛教的东西不好说,这些因素如摇钱树上的人像,还有崖墓上的头像,不能说不是佛像,尤其麻浩崖墓上的佛像有背光、椎髻、施印、拽衣角、结跏趺坐,是十分标准的佛像,但并不是一个偶像,是刻在崖墓上的。其它如长江中游的摇钱树做在马具的装饰品上,这些东西都属于带有佛教因素的早期考古材料。它们是怎么传进来的?现在有比较多的证据表明还是从陆路上传入。因为佛教我们把它叫像教,有偶像崇拜,像教是从健陀罗时代开始的,最早出现佛的形象是公元1世纪左右。差不多在这个时期的敦煌悬泉地区出土了很多汉简,其中一件简记载物主住在“小浮屠里”,这个材料很重要,在悬泉驿站留下来的文字说明不仅有僧人,还形成了一定的聚集规模。联系到四川出土的这些佛教元素的东西,时代大概在东汉,间隔近百年左右,这条线路上见到的东西是可以连成一条线的。但海路方面,孔望山的年代不好确定,且孔望山是一个绝版,缺乏材料将海路与中原、南方、西南这些早期佛教的材料联系起来。阿富汗的材料很重要,从印度西北部到阿富汗,再到敦煌,这条线路一直是畅通的,且年代集中在公元1世纪。至于滇缅线,有没有早期的传播,有一些线索,如云南石寨山发现的多瓣银盒,郭物最近写过一篇以石寨山为中心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文章,很有意思,中国西南地区值得关注。但西南地区有很多外来因素的传入不代表它是佛教传播的主干线。根据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佛教传播的主干线主要还是西边,特别要注意甘青这一线,在这里,一条去往中原,一条南下,经过甘青道进入成都平原。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层面来看,成都在早期一定是个比较重要的集散地,应该关注。
    (来源:澎湃新闻网)

      这枚印章刻有奶牛图案,用滑石雕刻而成,曾在软泥上压印使用,上面雕刻的标记尚未被破译。考古学家在印度遗址中没有发现奢华的居所或庙宇,甚至连武器都很少发现,表明该文化尚未出现明显的等级分化,社会相对比较平和。

    首先,霍巍教授界定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含义。丝绸之路的概念有两重含义,狭义的“丝绸之路”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称,原指汉代中国和中亚、印度、西亚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而从广义上讲,它不是指一条单一的路线,也不是指某一个时期的路线,它应该是一个网络。“高原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一个代称,指代西藏高原古代与外界联系与交流的途径及方式。它是一个网络,不是指单一的某条路线,但却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走向、不同段落、不同功能在内的各条路线。

      (光明日报北京3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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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快评:要不是发现了这些小小的印章,曾经辉煌的印度文明就永远地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了。这也许就是考古的意义。

    图2 青铜短剑比较图

      在大型中心城市建立之后,许多邦国开始眺望边境以外的世界。依靠领导威权和军事力量,一些城市和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逐渐发展成帝国。亚述帝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展厅里,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亚述浮雕,就是这个帝国强大的象征。这件用于装饰亚述王宫殿的浮雕,刻画了两位武士。专家说,根据他们的服饰可以判断弓箭手是阿拉米人(今叙利亚的一部分),而持矛者来自地中海东部的黎凡特。这可以印证当时亚述帝国全境内的男子都要加入军队的记载。

    图13 札达丝织品出土地点

      015号展品,是制作于公元前700—600年的“大洪水”记录板。它用楔形文字书写了人类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部分篇章,其内容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极为相近,而时代则比后者早4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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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博物馆这100件文物,未必都是精美的艺术品,却涵盖了世界所有地区的文明,堪称是浓缩的文物世界史。

    图15 阿里札达县出土的黄金覆面

      展览的002、003号展品是出土于埃塞俄比亚奥杜威峡谷的砍砸器和手斧。别小看这两块看似普通的石头,它们可是200万年前人类制造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人类切割动物躯体、砸碎动物骨骼,以获得营养丰富的骨髓。得益于对这些工具的使用,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壮,大脑也越来越发达。工具伴随人类走出非洲,进入包括美洲在内的新世界。

    季羡林先生已经在文献中梳理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唐代经过吐蕃通往印度的交通路线。他认为唐代包括之前的中外交流主要是中印,然后才是和中亚和西亚地区。季先生在《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认为,“在中印交通路线方面,从初唐起开辟了一个新阶段。……陆路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去。这一条路线过去走的人非常少。到了初唐义净时代,走这一条道路的和尚多了起来,这主要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去,一方面把中国内地的文化带到了西藏,加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另一方面,又给到印度去留学的和尚创造了条件。……初唐中印交通的另一个特点,走西藏、尼泊尔道路,这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里有足够的例证可以说明。”不再绕大圈,不再走唐僧走过的过沙漠翻雪山很艰难的路线,而是穿过今天的青藏高原,直接进入尼泊尔,这就是唐蕃古道。在兰州附近不再向北方前进,而是向西南方向,经过了今天的吐蕃都城逻些(拉萨),沿雅鲁藏布江往南,今天的中尼公路也是这么走,但具体是从哪条道出去的,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

      16世纪,欧洲的探险家成功环绕地球一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旅行,此前毫无联系的区域文化被紧密联结在一起。彼此陌生的文化不期而遇,既有成果,也有冲突。“贝宁饰板:奥马与欧洲人”记录的就是这种成果:贝宁王国在16世纪晚期,国力和财富达到巅峰。饰板上,中央体型最大的国王奥马,两侧是他的随从,他们上方是两个葡萄牙商人。当时,贝宁用象牙、棕榈油和胡椒交换葡萄牙的黄铜,一部分黄铜就被用于制作这类歌颂国王的饰板了。

    图4 大昭寺底层殿堂平面图

      来自印度的胡椒最远到达大不列颠,但价格昂贵,一磅胡椒的价格相当于一个士兵两周的薪水。展厅里有一件制作于公元4世纪的霍克森胡椒瓶,竟被塑造成时髦的罗马女子形象,从侧面反映出胡椒在当时的精贵程度。

    除了考古发现的材料外,文献材料也值得重视。盐与麝香是吐蕃重要的特产。《隋书·女国传》:“尤多盐,恒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女国在今天西藏的西部地区,曾向印度销售食盐。伊朗人在《世界境域志》中关于呼罗珊诸边境地区的第24条记载:“……其地有银、金、石榴石、青金石诸矿。其麝香是从吐蕃输入的。”还有造纸术和熬糖法值得注意。造纸术由中土传入吐蕃后再传入天竺的可能性很大,黄盛璋先生在《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巴次大陆的时间和路线问题》一文中专门有所研究。吐蕃的造纸术直到今天仍在使用,而且虫子不咬,是在造纸的时候加入了狼毒花。中印边境的造纸术很兴盛,而且形成了一个传播中心,覆盖到了克什米尔等地区,很可能是先传入吐蕃,再传入印度。另外,印度的熬糖法传入中国的问题也十分重要。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并就菩提寺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具到东夏。”王玄策作为使臣去印度就是要招石密匠,石密就是今天的冰糖。王玄策从印度引入石蜜到中土,可能中间经过吐蕃。

      与此同时,位于苏丹的古实王国,在征服埃及后奉行文化拿来主义政策,吸收了许多埃及传统,包括建筑、宗教和丧葬习俗。与古埃及人一样,他们把“沙伯堤”雕像(类似我国的陪葬人偶——记者注)放进重要人物的坟墓,好让他们在阴间服务于死者。展览中的这件“沙伯提”雕像,出自公元前644年的塔拉哈卡国王的陵墓。

    第二个例证还是宿白先生发现的。他最早注意到大昭寺藏的吐蕃银壶是欧亚文明交流的见证。霍巍教授后来获得了这件银壶更清楚的照片,它的纹样是锤揲錾刻后贴上去的。此银器在藏文中早有记载,松赞干布使用过,五世达赖也使用过,曾在灭佛运动中作为伏藏被隐藏起来,后来才供奉于大昭寺,成为大昭寺的镇馆之宝。宿白先生认为可能产于中亚吐火罗地区,但也有不同看法。银壶上的人像为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子,最重要的标志是头上有日月星冠,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王室贵族的标志。他穿的是带翻领的大长袍,脚蹬靴,是胡人的服饰,所以霍巍教授倾向于它来自波斯胡。日月星冠在波斯萨珊的银器上多有发现。此人形象反弹琵琶,过去认为是丝路女妓乐特有的,但男人亦可这样。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分析,包括袍和蹀躞带等。壶的另一面,对说明壶的功能很有帮助。可以看到一个酩酊大醉的大汉,帽子已经丢了,络腮胡子,胡人面孔,后面有一人扶着他,帮他拉着腰带,下面还有一小孩抱着他的腿,防止倒下。说明这是一件酒器,是松赞干布用过的酒器。在青海出土的吐蕃时期棺板画上也画有一被人手扶着大吐的醉汉,与之类似,都是吐蕃人在一些重要场合如丧葬仪节中喝酒的形象。(图6、7)

    betway必威登录入口,  公元900至1550年是一个在艺术和技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世界范围内,从经济学到天文学等各方面的发展促进了尖端和精美器物的创制。中国的元青花可谓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烧造于中国元代的青花瓷,其最重要的原料钴来自中东,成品又主要用于出口中东市场,之后才逐渐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品。

    吐蕃与唐王朝的兴起和灭亡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三百年的时间内,亚洲地区兴起的唐王朝、阿拉伯大食、吐蕃是三股最大的势力。吐蕃王朝时期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公元9世纪中后期,吐蕃最为强大,统治疆域向西越过葱岭,一度扼控了丝绸之路,将安西四镇收入到它的统治版图之下。向南进入到天竺,泥婆罗、北印度的一部分一度成为吐蕃的版图,当然后来又退回来了。向东一度攻占了唐都长安,东南一度到达成都邻近,南面到了云南的南诏大理。这么一个庞大的版图,吐蕃通过四面八方的驿站交通路线来控制周边。(图3)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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