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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度考古系列学术讲

发布时间:2019-10-09 03:52编辑:中国史浏览(176)

        2017年7月19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印度考古系列学术讲座”第四讲在考古研究所八楼多媒体厅举行。本场讲座邀请来自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的刘欣如教授(图一),为大家带来题为“印度早期佛教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学术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刘健研究员(图二)主持并点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及师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北京地下空间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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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动土,先考古

    新华网石家庄5月25日电(记者范世辉)中国科技馆与河北省东光县农民吴景刚近日签订了一份古代攻城器械的制作合同,向他定制炮车、架火战车、猛火油柜、火龙出水、撞车等13件古代攻城器械,用于举办“古代攻城器械展出活动”。

    主讲人 刘欣如教授

      记者 吕天璐

    目前,吴景刚已经完成各种展品器械的加工制作图纸设计和备料工作,13件仿古作品也将于8月15日前制作完成。这些作品除了将在9月份中国科技馆举办的“古代攻城器械展出活动”中集体亮相外,还将赴亚洲、欧洲等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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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北京市公布了第八批市级文保单位。然而,相对于地上文物的保护工作,北京对于地下文物的保护一直为人诟病。虽然,目前已公布了4批地下文物埋藏区,但由于北京地下文化遗址普遍埋藏较浅,极易受到各类建设活动的影响和破坏,而近年来,北京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纷纷上马,南水北调、陕京天然气管线、奥运场馆、京承高速、京平高速、五环路、六环路等基本建设工程使城市布局和功能区划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北京旧城范围内实施的建设和改造项目逐年增多,涉及大量地下文化遗址的抢救性保护,地下文物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同时,“十二五”期间,北京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将进入全面的建设期。对此,文物专家反复呼吁

    吴景刚1975年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一木雕世家,受家庭文化熏陶,自幼酷爱工艺美术,1992年正式跟随母亲学习木雕工艺。经过多年的苦心钻研,吴景刚1995年创办了木雕工艺培训班,为社会培养木雕艺术人才100余人。

    主持人 刘健研究员

      近98%开工项目 未进行过文物勘探

    古代攻城器械是古人智慧的集中代表,在古代军事器械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包括炮车、架火战车、猛火油柜、撞车、火龙出水等攻城器械。

      公元前6世纪,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印度次大陆最早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使用铁器),恒河流域开始了自印度河文明灭亡以来,南亚地区的第二次城市化运动。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思想领域的活跃,佛教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原始佛教的建筑多为佛塔,佛教艺术坚持“不设像”原则。随着希腊文化的到来,以及大乘佛教的出现,印度次大陆及其西北地区逐渐出现了寺窟等新型佛教建筑形式,佛教艺术冲破“不设像”的闺阃,产生了佛的偶像。原始佛教时期的主要遗址,如桑奇佛塔、巴鲁特佛塔,在英属印度时期由殖民官员主持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考古发掘。受大乘佛教影响的贵霜时期佛教遗址,近年印度本土考古学者也进行了发掘。佛教考古对于印度古代史、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对原始佛教和大乘佛教两个时期印度和中亚地区早期佛教遗址研究进行概述和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03至2009年,北京市文物部门配合各类基本建设工程开展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仅410余项,远远少于这一阶段新开工建设项目的数量。一些建设项目在未开展前期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的情况下擅自开工,使地下文物保护工作陷于被动局面;一些交通枢纽、地铁车站等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曾经发生文化遗址、古代墓葬遭到破坏或出土文物被抢被盗的恶劣事件。而北京市政协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至2008年,4191项新开工建设项目中,只有97项进行了考古勘探,近98%开工项目未进行过文物勘探。

    吴景刚对失传古代兵器的研究近乎痴迷。2007年,他根据家中一把祖传的普通连弩,通过研究《天工开物》和《武备志》中连弩箭盒的形状、发射原理,结合自己的想象,将其与家传的连弩进行对比,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改进,终于成功复原出第一把“诸葛连弩”,2008年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一、原始佛教时期

      2008年10月,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施工前未进行文物保护,施工方发现百米清代御道时,将铺路石条拆除,使大量清代御道建设的信息丧失,仅剩三合土路面;2007年9月,北京西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工程曾发现古墓,考古人员到现场时只剩墓志1盒。墓主人系明代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之兄、明荣禄大夫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经过丰台区公安部门的努力,最终追回玉带18片,尚有2片至今仍未追回,其他出土文物不知去向;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和停车楼单体规模都是世界机场项目规模最大的。施工时发现石碑,但施工方始终未让当地文物和公安部门进行调查和保护,而这一地区正是明清两代王公、贵族墓葬的集中区。

    吴景刚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以及自己的想象、摸索,对攻程器械的研究几乎达到复原的水平,复原古代兵器所用的材质及原理符合历史背景,得到了中国军事博物馆专家的高度评价,正是其高超的复古技术才得到了中国科技馆的认可并握手合作。

      (一)公元前6—前5世纪佛陀时代恒河流域的历史背景及佛教遗迹

      此外,部分交通枢纽也未进行勘探,如被誉为亚洲第一大火车站的北京南站,穿越了金中都的东南角城墙,历年为辽墓葬集中发现区域,但从未进行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德内大街扩建工程、西直门交通枢纽、东直门交通枢纽、城市轨道交通中转站终点站等都未进行勘探、发掘。

      佛陀生活的年代约为公元前6—前5世纪,此前为吠陀时代。吠陀时期物质文明水平相对落后,长期没有形成城市,陶器制作和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吠陀人留下的多为文化遗产,如祭祀时吟唱的诗歌和礼仪。但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吠陀人开始使用铁器,逐步由印度河流域向恒河流域迁徙。恒河流域是重要的稻作农业区,通过战争、通婚等方式,吠陀人在恒河流域与当地掌握稻作农业的土著进行了融合,逐步掌握了农业技术。同时,这里也是重要的富铁矿产区,这一区域的铁矿主要集中在比哈尔邦,含铁量达70%以上。在此发掘出了印度独有的黑精陶,这种陶器因为陶土中的含铁量高,所以呈现黑色,硬度也高,敲击时呈金属声。恒河流域的水牛,可以应用于大规模的水田耕作,奶产品质量亦高。同时,这一地区的大象易于驯化,可以用于交通运输。稻作农业和铁器的使用直接导致了佛陀所生活的时代农业生产过剩,大批城市兴起,南亚次大陆开始了自印度河文明灭亡以来第二次城市化运动。由于这次城市化是由于农业生产过剩导致的,因此称之为“农业—城市化运动”。

      每次说起类似的事件,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宋大川的脸上都会露出心痛的神情。“北京所有的地铁站口在施工前都没有进行过考古勘探,只有4号线的圆明园站做了考古,这还是因为该站破坏清代御道之后被媒体曝光了。”

      在恒河流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国家,印度进入列国时代(mahā-janapada,如图三)。这些国家的政体主要有两种,摩羯陀(Magadha)和拘萨罗(Kośala)为王国,王国中多次发生宫廷政变和弑父行为,拔祇联盟(vṛji confederacy)和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释迦族(śākya)为刹帝利共和制。政体上的不同注定了双方之间的争斗,各国之间的斗争分分合合,“农业—城市化”的繁荣一方面吸引非雅利安边缘区域的山林水泽部落加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产生阶层分化,原先社会地位高的人群被排挤成边缘人群。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剧烈动荡使得各派思想家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这样原始佛教便产生了。

      北京至今没有一部 专门保护地下文物的法规

      佛陀时代并没有留下太多的佛教遗址。佛与其弟子居无定所,恒河各国的国王会向佛提供憩息的园林,以便雨季时暂居,这种园林就是最早期的佛教建筑——精舍。当时著名的精舍有:舍卫城祇园精舍、王舍城竹林精舍、王舍城灵鹫山精舍。这一时期佛教的物质遗迹不多,主要是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例如:1、服饰制度。从反映早期佛教时代的雕刻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很少穿衣,佛教由于吸纳了各类人群、有男有女,逐渐要求僧人穿衣。 2、饮食制度。进入佛教僧团的人要坚持锻炼身体,不要发胖,规定每日餐数和饮食饭量。3、戒酒戒毒。中亚地区的移民带来了黄麻、鸦片,此时恒河流域正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社会上的失意者大量吸食毒品或是酗酒,成为社会顽疾。佛教僧团要求皈依者戒酒戒毒。4、卫生制度。僧侣每日要刷牙,主要是通过咀嚼植物的方式清理口腔。这一系列的文明化制度吸引了大批边缘人群,包括被城市抛弃和落后部落地区的人口信仰佛教。

      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大川经多次调研发现,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导致文物勘探和违规处罚都没有细则,建设项目立项阶段也没有法律强制保护地下文物,一旦开工后发现文物,保护更是无法可依、难以解决。

      (二)公元前4—前2世纪孔雀—巽加王朝时期的历史背景及佛教遗迹

      自2003年起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大川每年都会提出关于保护北京地下文物的提案。他提出的这类提案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市政协主席督办案。“对一个委员来说,这是无上光荣,但从落实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无奈了。”宋大川一脸苦笑。因为3年来,北京建设项目的总和大约是3万项,文物部门参与考古勘测的仅为237项,其中只有60项是施工前主动向文物部门征求意见的,其余都是群众举报。

    betway必威登录入口,  前文所述,恒河流域孕育出两种国家形态——王国和刹帝利共和国,其中王国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摩羯陀王国逐渐兼并其它国家,至公元前4世纪末,以摩羯陀为中心的孔雀王朝基本统一印度次大陆,王国制发展到顶峰形成中央集权制大帝国。孔雀帝国是各种不平衡因素的综合体,存在着大量的社会边缘人群,这一时期佛教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帝国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更是利用政治力量支持佛教吸纳边缘群体进入主流社会,因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迹表现了大量边缘人群的形象,主要有部落人口及其文化信仰,以及被边缘化的城市人群。孔雀王朝的继承者巽加王朝(śuṅga)继续支持佛教,孔雀—巽加王朝时期佛教建筑、风格和功能基本一致。

      理论上说,考古勘探应该像环保评估一样,成为政府重大工程、房地产开发、旧城改造等建设项目动工的前置审批条件;文保部门应整理北京地下文物的分布数据和图表,公布到相关网络系统中,有助于相关部门进行前期参考。但实际上,经宋大川调研发现,文物主管部门给轨道建设项目的函复主要是“原则同意,涉及地下文物的,需进行文物保护”。但实际工作中,轨道建设部门只重视“原则同意”,对地下文物保护却往往忽略,致使大量地下文物遭到破坏。

      印度西北地区曾经为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图四)统治,后被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希腊(图五)所灭。亚历山大大帝东进至印度河流域,为孔雀王朝遏制。因此波斯和希腊文化都传入到印度本土,佛教也受到了这两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应当由建设单位报请文物部门事先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调查、勘探。北京市出台的《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中也曾进一步规定:“在旧城区进行建设用地一万平方米以上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部门组织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波斯、希腊与印度文化进行交流,在陆路上主要通过国际性大都市呾叉始罗(Taxila)。恒河流域的人如果想学习先进的知识,都要到西北部的呾叉始罗。例如孔雀王朝的宰相乔迪里耶(Kau?ilya)和王舍城著名的医生耆婆迦(Jīvika),耆婆迦的医术就是在呾叉始罗习得的。由此可以看出波斯与印度有密切的交往。马其顿——希腊人灭亡波斯后,在东方建立塞琉古王国(图五),随后在塞琉古王国的基础上,中亚地区又分化出另一个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Bacteria)。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水平很高,留存有众多希腊化的考古遗迹,希腊文化逐渐进入印度。

      “2004年以后北京二环内超过1万平方米的工程有多少?多了去了。有几个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的?”宋大川质问道。实际上,其中经过正式报批发掘的工程仅12项,其中有11项还是群众举报,只有东城区玉河保护工程是主动征求文物部门意见的——因为该项目本身就是文保项目。

      孔雀—巽加时期,佛教建筑以大型的佛塔为主,佛教艺术主要表现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边缘人群和异域文化。其中,佛传故事坚持“不设像”,没有出现佛的形象,用菩提树、佛塔等代替。本生故事记述的是佛前生的事迹,可以出现佛的形象。边缘人群有两种,一种是城市中落魄的人群,另一种是未开化的部落人口,包括森林部落、蛇族部落、鸟族部落等,这些化外民族的信仰被吸纳到了佛教的艺术中,成为佛教的一部分,这也反映出早期佛教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具有如上特征的佛教建筑主要是佛塔,包括桑奇佛塔(Sanchi stupa)、鹿野苑萨尔纳特塔(Sārnāth)、巴鲁特佛塔(Bharhut)和阿玛拉瓦蒂佛塔(Amaravati)。

      宋大川指出,由于上述法律条文中用的是“应当”而不是“必须”,这直接导致大多数建设单位在立项和施工前不向文物行政部门报请,就能顺利开工。

    1、桑奇佛塔

      另外还有经费问题。《文物保护法》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但是在现实中,专门负责地下文物保护的文保部门往往只能自行垫付。地铁4号线圆明园站的文物保护经费至今仍未支付,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桑奇佛塔建筑群位于印度中部,是由阿育王下令修建的。阿育王在此建立佛塔是为了吸纳当地森林部落的人口,主要是蛇族部落(Naga tribe),利用佛教绥靖化外的部落人口,将森林部落转化为农耕社会。这些因素都反映在了佛塔的雕刻中。

      地下22米是 北京地下文物的基准点

      图六(1-2)表现的是桑奇佛塔上的阿育王形象。阿育王所建的桑奇佛塔是绥靖边缘社会战略的前站,在语言文化不相同的环境里,浮雕艺术是传达佛的思想,与当地人沟通的渠道。图六(3)中下方雕刻有铭文,表明这块浮雕的捐献者为维蒂萨(Vedisa)的象牙行会。

      1996年,北京东方广场施工时,在王府井东侧距地表18米至22米深处发现了旧石器晚期人类用火的遗迹,当时的开发商决定,与政府联合建立王府井旧石器晚期遗址。宋大川说,这一发现说明北京城区的文化层是从地下22米开始的,即地下22米是北京城区的文化遗存基准点,在此基准点和地表之间存有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文化遗迹和文化包含物。北京石景山等区域的文化基准点则会更浅,因为北京周边依山傍水,属冲击性平原地区,受到永定河、潮河、白河的冲击,文化层会距地表更近。2006年,通州武夷花园发现大量汉墓,最下面一层距地表仅7米多,而上面的汉墓距地表仅4米。

      图七(1)显示的画面是蛇族部落与阿育王同时礼敬佛塔。在这里佛塔代表已经涅槃的佛陀,这里用塔代替佛的形象,这是一种“不设像”的手法。画面左方礼敬者头戴蛇冠,根据其在部落中的地位不同,蛇冠上蛇头数目也相应变化,最多的是五头蛇冠。画面右边是骑在马车上的阿育王。这幅雕刻反映的是通过信仰佛教蛇族这一部落进入到主流社会中。图七(2)的画面中有一条五头蛇,代表蛇族部落,周围礼敬者为波斯人,右下角者为婆罗门修行者。这幅雕刻反映的是蛇族、流落印度的波斯人和被城市生活抛弃的婆罗门,这三类社会边缘人群通信仰佛教,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画面中的火焰则代表佛,这是用火代替佛的形象。

      然而,根据《北京晚报》去年11月22日关于《北京城区拟开发地下空间解拥堵 地下50米是主体》的报道介绍,北京市平原地区的地质条件适合大规模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地下50米以上的空间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主体,地下30米以上是大规模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重点。这篇报道中,北京市政协委员、原北京民防局局长李长栓提议应尽快成立由主管副市长或市政府副秘书长牵头,由发展改革、财政、规划、国土资源、民防、市政、公交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北京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协调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市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工作。显然,在这份提议中,文物部门大概是被排在公交部门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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