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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读子弹库帛书,人类非洲起源说发现新证据

发布时间:2019-10-03 19:48编辑:中国史浏览(184)

        除了阿舍利石器,研究人员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奥杜韦石器。同一地点发现两类石器引起了有关古人类如何迁徙的一些讨论。因为阿舍利石器几乎都是在直立人活动的地方发现的,一般认为阿舍利石器和直立人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欧亚大陆,如格鲁吉亚境内距今约170万年直立人活动的地方,却没有发现阿舍利石器。如果像很多考古学家认为的那样,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然后迁徙到亚洲,为什么直立人没有带着阿舍利石器去亚洲?对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因为当时非洲存在多个技术水平不同的古人类群体,它们分别独立地向外迁徙。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制造阿舍利石器的技术在迁徙过程中失传,很久以后才被重新发明。

    存在很多挑战,并且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挑战。威勒斯雷夫和他的同事们需要一位未携带欧洲移民基因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DNA。

      (12)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先生。

     

    威勒斯雷夫从一位100年前居住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偏远地区的土著人的头发样本中找到了他需要的DNA。在英格兰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保存的藏品中找到这个样本后,他前往澳大利亚西南地区,从当地土著部落那里获得了该样本的使用许可。

      (14)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丰先生。

    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分为奥杜韦石器和阿舍利石器。距今约260万—170万年,人们用的是比较粗糙的奥杜韦石器;之后用的是更大、更沉、有锋利边缘,也更高级的阿舍利石器。《自然》杂志(2011年9月1日出版)近期刊登报告说,研究人员在肯尼亚西北部图尔卡纳湖边的沉积中发现了一些石器,包括鹤嘴锄、手斧等,一些石器呈椭圆形或水滴形,较尖的一端两面有打制的痕迹,中部两侧有锐利的石刃,具有阿舍利石器的典型特征。据测算,这些石器距今约176万年,比之前人们所知最早的阿舍利石器还要早35万年,是迄今为止此类石器中最古老的。这些石器能压、切、削,早期人类用它们可以切割动物,砸碎骨头获取有营养的骨髓。对古人类来说,从制造奥杜韦石器到制造阿舍利石器是一个技术上的巨大飞跃。

    还有一个结论是:这些早期的人类探索者迁出非洲时具备惊人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可能是沿着现在东南亚的南部海岸出发,最终到达澳大利亚。

      蔡季襄,是第一个收藏、揭裱、测绘、报道、研究帛书的人。他的研究是所有研究的起点和开端。

    摘自光明网

    Associated Press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Gautam Naik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论文称,在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壮举中,研究人员用100年前一名澳大利亚年轻土著居民捐献的一缕头发组成了一个基因组,将这个DNA与两名西非人、三名中国汉族人和两名欧洲人的全基因组进行对比,并与其他的部分基因组进行对比。遗传标记能够代代相传,研究基因传递能揭示不同种族之间的迁移方式。

      1990年,我在西雅图,有一天,张光直教授打来个电话,他说他读过我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4月27-28日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举行的东周楚文化讨论会,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我说,我当然愿意。

    人类的基因组包含30亿个DNA硷基对。但这个百年头发样本的DNA已经分解成了数百万个片段,每个片段的长度平均为69个硷基对。科学家们只能重组其中60%的基因组。通过将其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组进行对比,威勒斯雷夫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还有几批人从非洲迁移到了亚洲。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研究。

    基因测序技术的力量及迅速降低的成本正在改变科学家研究人类进化和迁移过程的方式。2009年,科学家宣布初步完成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的基因测序;后来发现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可能是杂交繁殖,现在人类的某些抗病基因源于这些远古的交配。

      世上本无完人。完人只是完蛋的人。注释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进化生物学家、上述论文首席作者威勒斯雷夫(Eske Willerslev)说,虽然当时的海平面较低,但他们应该得用船,他们也不可能从距离东南亚海岸约50英里(80公里)的地方看到澳大利亚的大片陆地;以前我们以为他们只是在到处漫游,现在看来是低估了他们。

      [1]“中国境内古外族之遗文”也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很多也写在简上。

    这可能并不是最后的结论。理查兹说,我们需要与更大规模的基因组序列进行对比,以确认从非洲向东迁移的人类是只有一批还是多批。

      当年,我曾把我的油印稿面呈李学勤先生,以及碰巧来京,住在华侨大厦的饶宗颐先生和曾宪通先生,向他们求教。另外我还托人把我的文章带到中国考古学年会的第二届年会(武汉,1980年11月17-22日)和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第三届年会(成都,1980年9月21-27日)。

    英格兰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考古遗传学教授理查兹(Martin Richards)对《科学》杂志中的这项研究表示怀疑,他读了这篇论文但并未参与研究。他说,这篇文章提出的多批迁移论完全是来自一个新开发的统计测试,仅仅是基于四组完整基因组;现有的其他分析学说都不支持这个观点,而且很多还与之相反。

      这是我第一次读子弹库帛书。

    科学家希望用相似的遗传学数据来重建近代种族和文化的历史。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最新遗传学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可能直接源于最早的几批离开非洲并在世界各地居住的人群之一,而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迁出非洲的只有一批人。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上述最新发现不可能为人类如何分布于整个地球盖棺定论。其他的DNA证据都支持非洲仅有一批迁移者的传统观点,迁徙时间约为6万到7万年前。根据这种模式,早期探索者迁移到阿拉伯半岛,其中一群人分道扬镳往北走成为欧洲人,另一群人落户在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在欧亚大陆的剩余部分,包括现在的中国在内,那个时候居住的是向北迁移的东南亚人。

      这是我第六次读子弹库帛书。

    威勒斯雷夫(Eske Willerslev,左)和拉斯穆森(Morten Rasmussen)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家动物学博物馆。这项研究显示,第一批非洲人迁移到澳大利亚是在6.2万到7.5万年前,由此产生了澳大利亚土著人,而第二批是在约2.5万到3.8万年前,产生了现代欧洲人和亚洲人。最终的迁移方向是一个向北一个向东。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澳大利亚土著人可能是非洲以外最古老的连续进化的人种之一。

      (7)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寇森考古研究所的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和叶娃女士。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21)北京大学《儒藏》中心的孟繁之先生。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7)法国远东学院的吕敏(Marianne Bujard)教授。

      (20)国家图书馆的曹菁菁女士。

      这个会是为辛格(Paul Singer)医生85岁生日而召开,会上展出了子弹库帛书。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件稀世珍宝。它在纽约曾经发霉,去霉后的部分,字迹反而变得很清楚,与过去的照片不一样。饶宗颐先生和我一起看楚帛书,他说,既然有此奇效,何不让帛书再次发霉,把其他部分也清一下。他希望能“梅(霉)开二度”。后来回到北京,我给《文物天地》写了篇《楚帛书目验记》,就是讲目验帛书的感受。

      (19)《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

      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既包括早期的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也包括上述照片。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既包括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一书中记录的所有文物,也包括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重启子弹库楚墓发表的所有文物,还有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收藏的存放帛书的书箧。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何介钧、张春龙先生、刘兰女士。

      陈梦家,拿古代时令书与帛书做系统比较,也很关键。他对《管子》之《幼(玄)官(宫)》和《幼(玄)官(宫)图》试做复原,对后人启示良多,也是重大贡献。

      帛书的思想意义,我是花了十年,到此方窥一二。这是我第三次读楚帛书。

      张政烺先生鼓励我写这本书,并推荐此书到中华书局发表,就是希望引进最新材料,汇集最新研究,为学界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1)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前馆长罗覃(Thomas Lawton)博士、前亚洲部主任苏芳淑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库房管理员科尔(Rocky Corr)先生和诺曼(Jane Norman)女士,图书馆的前馆长陈家仁博士,以及亨尼希(Colleen Hennessey)女士和霍吉(David Hogge)先生。

      大都会本是1966年才发表。整个“文革”期间,我们的研究完全是空白。与此形成对照,海外的研究都是利用大都会本。巴纳的《楚帛书译注》(1973)才是“最新著作”。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2001年9月1-7日,弗利尔美术馆实验室主任杰特(Paul Jett)博士邀请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专家白荣金先生前往华盛顿,与大都会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专家金蒂尼(Christine Giuntini)女士研究进一步揭剥。这事正好在“911事件”发生之前。

      子弹库楚帛书,留在国内,只有1997年11月10日商承祚先生的家属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的一块残片和一幅照片。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15)已故雅礼中学的老校友王宗石老师。

         (来源:文汇报 作者:文汇报

      我要特别感谢:

      当时,我把楚帛书分成三个“版本”:蔡修涣本、弗利尔本、大都会本。我们的所有研究,不是依据蔡修涣本,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比如当时的“最新著作”,商承祚《战国楚帛书述略》(1964年9月),就是依据弗利尔本。“文革”前,这是最重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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