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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明古国复兴提供中国方案,怀念恩师张之恒

发布时间:2019-09-19 23:35编辑:中国史浏览(58)

    朱凤瀚,江苏淮安人,1947年生于北京。1988年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0年任教授,1995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199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2000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先秦史、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著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4年增订。)、《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先秦史研究概要》(与徐勇合作,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并主持编辑了《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读书报(以下用■代表):朱先生,看到您的这本新书,我很感慨。12年前您接受采访的时候,送我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十多年的时间,您还在修订一本书,这种学术精神,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学术氛围中,实在太罕见了。从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14年,现在您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的价值?或者说它的学术史意义?您这次的增订本,是否对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有所修正?
       
        朱凤瀚(以下用□代表):学术史是个大范畴,个人著作只是其中一个体现。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反映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时代氛围。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选这个题目,所得出的认识则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变动,学术界也产生重大演变的那样一个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是那样一种形势,史学研究范畴由传统的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变化,由原来的史论打头、史料作注,转向更加注重“实事求是”,重视“论从史出”,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有价值的新理念被引入。这本书原先的一些具体看法,未必都是允当的,但着眼点在选题,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中的血缘组织及相联系的宗族观念的作用;在方法上,是在先秦史研究中,注重多学科交叉,多种史料的参照运用,这对于激活中国古史研究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本书当然也有缺点,但是它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还是被大家承认的。这本书特别为十余年来青年学者所瞩目,得到他们的赞许,可能正是因为上述原因。 
       
        ■: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说学术批评? 
       
        □:当然有,但一般都是较微观的。比如有几位学者就曾指出了本书中对甲骨文与西周金文及文献的某些理解问题。 
       
        ■:为什么选择在原来的篇幅之外,又写续编的形式呢? 
       
        □:这本书出版社约了我好长时间,2002年就和我说,但就是没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原来出版社是说再版,我想再版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做个订补。对上一版,我做了部分勘误,主要是改了一些文字与文句上的硬伤,包括这些年来其他学者在论文中指出的不妥之处,和自己发现的错误,特别是一些古文字释文的错误。同时加了不少插图,没有图读者检索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原来的框架没动。这个原因,倒不是说学术思想没有发展,也不是说没有新的学术发现,而是觉得当初研究时的基本思路和这本书的基本构架,好像没有必要做大的修改,一些主要观点,比如商周家族基本形态特征与对商周社会的作用等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这本书反映的是我当时的学术思想———今天再重新审视,感到不必做大改动,实际上也还是在这个课题上做了反复的思考后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我个人来讲,也有点学术史的味道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么多年还在这一个题目上做研究而没有脱离开,还在修订,这才是做学问的精神,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 
       
        ■:续编的集中写作,听说就是利用前年闹非典的那一段时间了? 
       
        □:是这样的。2003年“非典”期间,SARS猖獗。4到6月间,我们馆闭馆,社会活动也骤然减少,我哪里也去不了。非典对我们国家当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倒是意外得到大概两个月时间,能比较安静地做了修订,写出了续编。 
       
        ■:增订本的具体观点,是否也有修改?有所发展? 
       
        □:具体观点当然有修正,比如对商晚期“臣”的看法,现在看,称“臣”者未必皆是奴隶,而可能是最初的家臣,为贵族服务的家臣,西周时这种制度又得以有更大的发展;而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资料则加深了对西周贵族家族的认识。再有就是几个商周大墓地的发现。春秋以前,墓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结构与等级状态,最近几个大墓地的发现补充了很多材料。安阳花园庄甲骨发掘出的非王卜辞,很生动地反映了商代家族结构,使我们对商晚期出身于王室的贵族家族的规模与诸贵族家族间的等级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续编当中写出了我读了这些新资料后的认识。和其他断代史学不一样,这也是搞商周史的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总有新东西出来。 
       
        ■:从一个更大的学术史背景来讲,这本书似乎还不单是反映带时代性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变化,而且牵扯到对一些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看法的深入与研究态度问题。 
       
        □:是的,我在1978年春才上大学,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那时上课,教材讲商代是奴隶社会,讲大墓里的殉人都是奴隶。这都是正统的观点,我们当时也都相信。可是到1979年初,我为读研究生,开始钻研甲骨文、钻研金文,分析商晚期的墓地,看了很多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在读大学期间发表的《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一文明确指出了“众”的阶级身份应该是平民。作为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平民。那么这样的社会与奴隶社会应该是有区别的。史学的认识,还是应该从事实出发。这就促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比如,70年代末以前讲国家,什么是“国家”?一是血缘关系变为地缘关系,由血缘统治变为地缘统治,居民血缘关系被打破,国家通过地域性的行政组织来统治;再有一个就是国家机器。这大致是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基本观点的理解。当时讲到中国古代的国家,也这么讲。但中国商周社会早期国家的实际情况却是,国家虽建立,血缘关系仍然很强,贵族的家族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很大的作用,家族主义很浓厚。过去讲中国古代帝王家天下,这个根,显然在商周。由家族研究来认识国家与社会形态,可以说是我当时研究中国古史的一个思路与目的。 
       
        ■:关于商周家族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曜、胡厚宣、丁山等都有论著。20世纪60年代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一书出版。但商周家族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确如您所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2年前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曾说,您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的出发点是:战国以前的家族是当时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个人的意志往往湮没于家族群体之中。商周社会形态以及国家结构形式、政体、政权结构、军事组织、经济制度等诸多问题皆可从当时的家族形态及其制度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看来,当时社会确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那么您认为进入文明时期的先秦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我觉得先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期,非常重要。中国历史,史前是一个大的段落(史前史的研究现在实际还是落后的)。进入文明历史阶段后,夏(这个时期的情况现在实际上还不能深谈)、商到西周、春秋是一个大段落。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有几个重要特点:在政治体制上,世卿世禄,贵族世袭;再有即是,西周建立了典型的封建制,把贵族逐级分封到土地上,贵族对所占有的土地上的人民有政治统治权与经济支配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结合。还有劳役地租,农民自己有用以维生的土地,又必须到贵族的土地上以集体服劳役的方式干活,受贵族的剥削。自春秋中叶以后,世卿世禄变成官僚制,平民可以当官,像战国时苏秦、张仪都是凭自己的辩才得到重用。再后来,国家靠科举从不同社会阶层中选拔人才。在政治上,封建制度变为郡县制。在经济上,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农业上是以地主经济为主,也包括国家地主,很多土地是国家授予的,国家直接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剧烈的变化发生在春秋中叶后到战国初期。所以可以说先秦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秦以后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后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之中已经奠定。而从秦汉直到清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形态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说只是一个量变而非质变的过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后期,囿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对古代中国那一段历史的认识都比较肤浅。甚至于不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学历史都感觉比较枯燥,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其实中国古代社会是很生动的。现在如果写一本商周历史的书,内容也是会十分丰富的。 
       
        ■:最近十多年,先秦史研究都有哪些新成果?其中哪些对您的研究有比较直接的帮助? 
       
        □:首先,在研究理论上,学者们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二,方法上,在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及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的结合方面迈出了很大一步,而其“革命”的力度,超过了其他史学分支。 
       
        还有,近年来的考古学发现,大大促进了对中国古史的了解:有关文明起源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文明形成原因与过程的认识,比如,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的交流是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商代考古的新发现,加深了对非常重要的商文明发展特性的认识。近年来一系列西周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西周封建制与封国历史有了古人不可想像的新认识。地下出土的竹简帛书,不仅丰富了先秦社会历史与思想史的史料,也启发了学者如何正确认识古代文献的形成过程及其学术价值。 
       
        ■:2003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上,您在《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那篇文章中认为,中国原史、历史考古学与利用文献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间不应人为地相互封闭,而应建立一个科学的结合点。同一期上,谢维扬教授发表长文《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谈到中国古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古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中国古史研究要深入发展,要与时俱进,除了研究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上面已经涉及)外,自然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实是求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个原则,我想是个关键。这关乎到对历史上许多事物的科学认识与评价。 
       
        ■:比如,2000年,您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谈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 
       
        □:从专业的史学研究角度来看“封建”,它的原始意义自然是一个政治范畴,所谓“封邦建国”。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当然如果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称呼,即应该包含有与此种政治制度相应的经济社会形态。当中国社会进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之后,原本意义的封建实际上已经衰落了。有的学者说,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封建社会,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是似应把这个封建的涵义说清楚。典型的封建社会应该是西周(至春秋早期),而这个原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如世卿世禄、封邦建国、劳役地租,显然已非战国以后社会的特征。如果说,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已习惯于这样称战国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自然亦无可不可以的问题,但那是另一回事。不应影响我们对“封建”作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本质的正确认识。 
       
        ■:您是在强调,做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和材料出发。 
       
        □:是这样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一些研究却是将经典著作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作为普适性理论,去剪裁史实。历史唯物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并不排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殊性。而且,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生动的、独特的社会形态特征,也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趋势下,也有其许多自身特性。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地理、气候与人文背景中。中国既然是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独立起源的地区之一,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那么对其具体社会发展情况、社会形态就不宜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在建设的不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它的社会历史发展就一定要与西方一样呢?在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的过程中,正确地阐释中国古代文明与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深入探索中国先秦社会的形态特征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化情况,正可以丰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说明人类文明的进展是多种文明、多元化的文明相互交流、互动的结果。如果说古史研究的现代意义,我想这正是一个。 
       
        ■:多学科的交叉,是否将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 
       
        □:我给博士生所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叫“先秦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方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知识面都是有限的。从我自己狭窄的知识面来说,在研究中,我可以运用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以及部分考古学的知识,理论上包括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等,但也基本上限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范围内。更真正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这就不是我们一般的哪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研究结论这里不谈,但是我觉得,组织这个研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多种人文学科的学者与许多自然科学家集合到一起,真正做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本人即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与研究方法。 

       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家园。”“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这一重要宣示,深刻展现了中国梦的国际情怀、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的这种情怀和担当,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为文明古国复兴提供中国方案。

      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越来越成为文明古国共同关注的焦点

    怀念恩师张之恒先生

      在考古学语义中,文明即国家,文明的诞生就是国家的诞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考古学上,一般把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视为国家或文明出现的典型标志。人类迄今已走过长达数百万年的历程,但文明的出现不过6000年,这表明文明或国家是人类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人类的文明古国虽然处于不同时代、位于不同地域,但均创造了人类早期的文明,创造了人类早期的国家、城市、文字、金属工具、天文学、医学、数学、哲学、宗教等,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明源头。不幸的是,长期以来古国文明的保护和传承遭到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军事战争带来野蛮破坏,古国文明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文化冲突,守护文化多样性的道路异常艰难。

    中午,刘兴林兄来电话,说之恒师走了,我惊愕。原本打算待学期课程结束后去看望病中的老师,却不意老师遽然离去了,让人没有一点准备。晚间顶着寒风去老师家拜望师母,也是表达对老师的感恩和追念,师母讲到老师生病七年来的不易,讲到他留下遗嘱,要求不搞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买墓地、不发讣告等等,说要让自己静静的来,也静静地走,尽量不要打搅他人,包括自己的学生,这一切都让我倍感老师的仁慈和美善,这正是老师一贯的做法。

      自古以来,摧毁文明的最大推手是战争。例如,古巴比伦文明被毁灭,古印度文明被毁灭,最后古埃及文明被毁灭,这三大古代文明都在战乱中化为乌有。近代以来的数百年,西方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又相继爆发了海湾战争、波黑内战、科索沃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古国文明更是命运多舛。进入21世纪,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在阿富汗,塔利班摧毁了巴米扬建于1500年前的两座珍贵大佛雕像。在伊拉克,孕育了古巴比伦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一直战乱不已,文明古迹饱受摧残。在叙利亚,联合国相关组织分析认定,至少有290余处文物古迹在战火中受损,其中24处文物古迹完全损毁、104处严重受损。

     

      除了战乱,对于古国文明保护与传承的另一方面威胁同样不可忽视,那就是来自发展理念的冲突。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一直认为地球资源和环境无法承载倍增的人口,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精英主义。因此,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征服自然、征服世界。

    回想起当年在南大读书时,老师教我们石器时代考古,那是我最感兴趣的课程,因此我也成为老师最喜爱的学生之一,他的课我总是能考得最好的成绩,记得新石器考试时得了98分。其实,学生给老师最好的报答就是能取得好成绩。大学二年级时,老师又带我们去海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做考古实习,我们从老师那里学会了布方、看方、划地层、敛平找遗迹边缘或用手铲剥出墓边、清理遗迹和遗物、分析各种难以理解的出土现象、测量绘图、做探方笔记,直到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整理遗物写出报告。如果说后来我们能在田野考古中做出一点成绩,那其中就有老师的心血啊!大学毕业以后,虽然同在南京,但却很少见面,不过一直保持联系,记得主持《东南文化》时,还为老师编发过文章;在做长江文化研究时,我寻求老师的帮助,老师欣然参与,并且很快寄来文章。老师每次见到我脸上也总是满布笑容,虽然多数时候他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严肃和端庄。

      今天,伴随着安全问题、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等日益严重的威胁,文明古国还面临其他思想文化渗透造成的文化传承问题。国际思想界曾流传一句名言:19世纪靠军事改变世界,20世纪靠经济改变世界,21世纪靠文化改变世界。如今,文明古国面对的不仅有领土安全问题,还有文化安全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形势下,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维护本国的特色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文明古国关注的焦点。文明古国需要不断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注入新的活力,才能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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