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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述评,乾陵入口竟被意外

发布时间:2019-09-18 02:52编辑:中国史浏览(83)

      除了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组织考古人员对乾陵的墓道口以及它的陪葬墓进行过发掘外,在历史上,乾陵还曾被盗墓贼光顾过。据史料记载,早在五代时,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便“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之所藏金宝……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显然,因为天气恶劣,温韬无法派兵前往盗掘,而使乾陵逃过一难。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国开始很晚。地质学算是起步最早的一个学科,也不过百年;考古学是在地质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又晚了十来年。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做“有规模的系统研究”,也就是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学科——地质学和考古学,就是因为分别有了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年)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这两个专门的国家研究机构,才脱颖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别成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耀眼的明珠。

    A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eology in 20th Century

      不过,它的幸运并没有持续下去,在唐末时,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召集起了大批农民。然而起义军成员的增加,除了增加了他的实力外,还为他带来了军资匮乏的问题。为了补充军费,黄巢动用40万将士,盗挖乾陵。当时他所派的人已经在乾陵内挖出了一条40余米深的大沟,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乾陵的墓道口。本来黄巢还想继续挖掘,可是官军很快追剿到了,面对强于他的官军,黄巢不得不放弃挖掘乾陵的打算,从乾陵中退了出去。

       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先生说: “登山必到顶峰,调查不要代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始人傅斯年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是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走路,去寻找真凭实据,而不要靠书本吃饭。历史语言研究所,就是秉承这样一种精神,在短短的21年(1928~1949)间,不仅十五次发掘殷墟,向世界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非凡成就,还发现了城子崖、两城镇等龙山文化遗址,揭示了中国东部平原存在着一个灿烂的、跟商文化关系更密切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抗日战争期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们,又对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田野工作,修正了西方学者有关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和关系的某些结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历史语言研究所秉承的科学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使它成为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洪波,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国民党各军官为了敛取大量财富,四处盗掘古墓。面对乾陵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两位帝王同葬陵墓,国民党将领孙连仲自然不会放过。然而毕竟乾陵几曾被盗,都安然无恙,自有它的原因,如果他只派小股人员,在短时间内未必能将乾陵内的宝藏挖掘出来,可是盗墓在明面上毕竟还是违法的,所以他只能换个名目掩盖他的盗墓行为了。就这样,孙连仲借口保护乾陵,带领部下驻扎在梁山下,以演习为名,用真枪真炮的轰击声掩护一个师的兵力对乾陵进行盗掘。然而孙连仲的士兵们用炸药炸了乾陵的很多地方,却仍没能找到墓道的入口。无奈之下,孙连仲只能命士兵四处乱挖,可是就在他们盲目挖掘时,雷雨大作,一连数日,都不停歇,看到这种异象,士兵们议论纷纷,认为孙连仲盗挖乾陵招来了武则天皇帝的警告。因为天气不允许,加上士兵人心涣散,孙连仲无奈只得放弃盗掘乾陵的行动,率部离开乾陵。

       历史语言研究所虽然在1949年初南渡台湾,但它的研究人员却做了不同选择。少数的几个考古学家,一部分随史语所迁到台湾,另外一部分则留在了大陆。曾经代傅斯年主持所务(1947年6月26日~1948年8月20日傅先生赴美治病期间)的夏鼐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长,主持大陆考古凡35年。他开创的考古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更可以看做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传统的延续,虽然在很多地方又有不同。

    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期,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历史各个阶段,对于民国时期考古学史研究的主要人物、作品和观点作了系统的评述,其中特别提到当前台湾和海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了对过去研究成果的总结之外,本文还反映了学术史本身随时代和环境变迁的清晰过程。

      从古到今,多少盗墓者想盗掘乾陵,然而都失败于找不到乾陵地宫墓道入口上。虽然那么多人刻意寻找都没有发现乾陵地宫墓道入口,在新中国成立后,却有人在无意中发现了乾陵的墓道入口。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中国今日之考古学,是可以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大陆期间短短21年的历史里发现线索的。比如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学情结,中国考古学家重资料、轻理论的倾向,中国考古学界对追寻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持续不断的偏爱;又比如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慢慢开始的中外合作,在重要的考古遗址建立工作站的做法,国家考古机构和地方政府及地方学术团体的矛盾等等,都可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田野考古的实践中找到渊源。  

    betway必威登录入口,The chinese archaeology was originated in the first middle period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search the academic histor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works and views in the different phases in the period, some research of the Taiwan and overseas, and reflects the academic process of the archeological history.

        2.意外发现

       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陈洪波先生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初20余年艰苦卓绝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他不仅阅读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著作,还到台北南港的史语所查阅了大量档案,观摩了当年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各种遗物,在细心体会诸考古前辈筚路蓝缕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光荣和挫折的同时,又把他们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里,对他们作“理解之同情”,因此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都会被我们所接受。 

        考古学被公认为是近代学术史最辉煌的学问之一,对文史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有关考古学史的研究也是牵连甚广,纷纭复杂。但每一个时代对考古学史的认识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并且这种认识还受到研究者个人立场、学识和个性的影响。下面就按照时代来回顾一下对于民国时代考古学,特别是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学的研究史。因为涉及到的人物和著述十分浩繁,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述之,其中特别侧重能够反映思想史的资料。

      在1958年冬季,国家召集农民修复经过乾陵的西兰公路,因为石料不够,当地人便到梁山上炸石取料。在11月27日下午,贺社社与同伴们在距无字碑向北1000米处的梁山北峰东南坡炸石头,前两炮没有任何异常,但是第三炮炸响后,几块石条飞了出来。贺社社和同伴们本来想收取这些石头,可是他们突然发现,这些石头不像是自然炸出来的,而像是人工凿的,而且在这些石头上,还有一些文字,有的石头上面甚至还连着像钢筋一样的东西。

     

        一、民国时期

      当地人一直将武则天称为姑婆,贺社社和同伴们看到这些石条后,便想到莫非自己把姑婆陵炸开了?想到这儿,他们知道出大事了,就跑到乾县政府办公室,向一位姓杨的干部报告了情况。这位姓杨的干部听了他们的话后,也很吃惊,知道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件事就不是他能决定的,所以立刻向县委书记、县长作了报告。县委书记、县长听了他们的报告后,一开始并不相信,毕竟他们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孙连仲派出一个师的兵力,连轰带炸都没有找到乾陵,这几个农民用土炸药怎么可能就炸到乾陵了呢?

       这部以大陆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把考古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在我读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算是非常稀罕的,现在却已是寻常之事,虽然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全部加起来也还凑不足两位数。而以有代表性的某一个考古研究群体的某一个时期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陈洪波先生的论文更是头一份,也可能还是唯一的一份。不过他现在看到的材料,比我当年看到的要多得多,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洪波的勤奋、聪明,加上这“形势比人强”的材料的累积,使这本著作形神兼备,异彩纷呈。相信读者会跟我一样,拿在手上,就会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  

        民国时期,涉及民国初年中国考古学直接催生因素的文章,有两篇特别值得重视。第一是王国维发表于1926年6月的《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①,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地指出,“古来新问题,大都由于新发见”,并肯定“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当世论及出土材料对于古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者甚众,然而王国维的意见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是以甲骨文字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实践者。王国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在这种舆论导向之下,出土甲骨文字的安阳殷墟,成为所有具有发掘能力和意识的学术机构以及个人心目中的向往之地。

      虽然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很怀疑农民用土炸药炸出乾陵的说法,不过,他们也没反对杨姓干部和那些农民再去现场观察一下。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加上从乾县政府到梁山墓道口有15里的崎岖山路,杨姓干部和农民们到炸出石条的地方时,已经是傍晚了,杨姓干部看了看现场的石头,发现的确有带字的石条。为防万一,杨姓干部让那几个农民用碎石把炸点盖住后,然后告诉那些农民,不准再在这里炸石头了,而且也不准他们向外传炸出有刻字的石条的事。听了杨姓干部的话,贺社社和同伴们就收拾工具回家了。

       我跟洪波算是文字之交,现在他的大作出版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很高兴写几句话以志同声之欣悦。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二是陈寅恪所作的《陈垣敦煌劫余录序》②。这篇短文发表于1930年,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埋藏在中国知识界心中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体现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际汉学学术潮流的体察。此文虽为论敦煌学,但这种由敦煌学的经历所引发出来的民族感情和对于现代学术的认识,对于以田野发掘和调查为特点的中国考古学的产生,实在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杨姓干部回去后,没有放松,而是连夜向县委书记和县长汇报了他前去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县委书记和县长听了他的汇报后,经过商量,决定让他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专门管这件事,同时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不敢怠慢,立即向省城相关主管上级作了汇报。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陈洪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定价:35元)

        民国初期关于中国考古学的一篇著名文章是梁启超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发表于1926年秋。梁启超认为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起自北宋,中国传统学术中就有考古学的成分,只是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欧美的新方法新技术可以对中国既有的考古学有所裨益,并代表了今后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梁启超作为学界领袖,他对考古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大多数人对考古学的认识水平。

      于是在当年12月4日,相关考古专家便来到了梁山下,其中就有杨正兴、雒仲儒等人。他们到达乾陵后,立刻对农民炸出有刻字的石条的地方进行仔细勘查。惊喜出现了,这的确是乾陵的墓道入口,当这一消息确定后,陕西省主管部门便组织考古专家成立了“乾陵发掘委员会”,并于4月3日正式开始发掘乾陵地宫墓道。

        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卫聚贤作有两部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③ 和《中国考古学史》④。这两部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但却得以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这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部考古学史专著。前者详细记述了民国前期中国考古的情况,包括中国各个机构所做的大多数发掘,以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详细记录了这些发现。另外还附有作者认为重要的考古论文、国民政府关于古物保存的法规,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后者发挥了梁启超关于考古学的认识,对中国自周代以来的考古史作了系统的梳理,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与现代科学考古的观念不甚一致,但是由于受现代考古观念的影响,作者对考古学的认识显然比金石学大有突破,例如不但关注遗物,古人对古迹的调查研究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

      当5月12日,乾陵地宫墓道的砌石全部被他们发掘清理出来后,考古专家们发现,乾陵地宫墓道的情况,与《旧唐书.严善思传》“乾陵玄阙,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隙,铸铁以固其中”的记载完全相同。他们据此推测,这里就应该是真正的乾陵地宫墓道入口,尤其是当他们在此处入口的周围,并没有发现盗洞和被扰乱的痕迹,他们认为,乾陵的确如传闻所说,虽然数次被盗墓贼惦记,但是却一直没有被盗墓贼得手。受技术限制,乾陵地宫入口虽然被发掘,国家仍决定暂不对乾陵继续发掘,而是等待技术更成熟之后,在适当时候再对其进行完善地开发。(来源:青年导报网)

        民国前期,西方人在中国从事了不少探险和考古活动,大多留下了专门的著作,这些著作很多也翻译成为中文,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知识来源。比较著名的如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⑤、《甘肃考古记》⑥、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⑦、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⑧ 等。

        关于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裴文中作有一本精彩的著作——《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⑨。这本书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周口店的发掘史,包括北京人的发现经过,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周口店发掘从古生物学到考古学研究的逐步转变。这本书与众不同的是,还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状况,是了解那一段时代背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史语所”考古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主体,“史语所”发表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这时期考古学的最高成就。而且“史语所”考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刊发资料的速度特别快,往往当年的发掘和调查,当年或者次年就能够整理发表出来,而且对于连续性的发掘活动,能够不断予以阶段性总结,使得人们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到这些重要信息。自“史语所”1928年成立以来,包括15次殷墟发掘在内,所有的重要考古发掘和调查,在“史语所”早期出版物中,都有较全面完整的反映,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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