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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探源世界文明,萨尔博格教授一行

发布时间:2019-09-10 19:04编辑:中国史浏览(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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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8日,陈星灿副所长会见了前来我所访问的德国慕尼黑大学亚述学与赫梯学研究所的沃瑟•萨尔博格教授(Prof. Dr. Walther Sallaberger)和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所汉学系的托马斯•赫尔曼教授(Thomas O. Hollmann)。陈星灿副所长陪同客人参观了考古研究所的陈列室以及科技中心,并向客人们介绍了考古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和近期的课题、田野工作。

     
    调查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领队:田亚岐   

      李新伟在科潘遗址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  

     

        位于陕西凤翔的秦雍城遗址总分布范围达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地和郊外宫区组成。全面回顾多年来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成就,有一个理性认识,尽管对后三者的工作尚未做完,但下一步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唯城址区既往“宏观”工作虽已获得诸多重要发现,但从“微观”角度看,对其整体轮廓与布局了解程度不够,细部内涵不清晰,也不全面,尤其对有些传统重要发现如城区道路系统尚存诸多争议。鉴于此,我院遂将对城址区考古调查列入近三年(2012—2014)重点目标任务,这也标志着对整个秦雍城遗址阶段性保护考古工作较为圆满的收尾。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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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年度雍城城址范围内 “道路与排水系统”考古调查、发掘获得点与线基础资料的强力支撑,本年度借鉴其成果而启动对城址区整个幅面“微观”性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

     

        沃瑟•萨尔博格教授等就自己关心的中德之间在考古学及文化遗产保护等学术领域的交流情况与陈星灿副所长进行了交流。双方还就如何从科研的角度加强合作进行了探讨。

        整个城址区约11平方公里,今年目标任务选择于整个范围约三分之一的东区进行,这里也是既往工作薄弱区域,首度工作取得了多项重要收获。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城址东区遗存点数大幅增加  该区域内既往调查工作仅获得极少有关东城墙及南城墙东部夯土结构以及城内遗迹的点状信息,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其数量由早先6处增至32处,而且对遗迹点的属性判断较为清晰。不仅如此,不同属性遗迹点所形成面状组合如聚落结构,点线组合如城墙、古河道与古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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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了东城墙与南城墙东部的走向、结构与构筑年代   经过对在局部城墙遗迹点的梳理,将点连接,形成城墙基本走向;经解剖性勘探,发现城墙墙体宽度为8~14米不等,其工艺流程与构筑方法则为中、里、外三重分别构筑;在墙体夯土内发现秦早期陶片,从而初步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城堑河濒”实景考古新发现 以往诸多考古发现无法证明早期秦国有筑城墙的实例,而从秦公陵园兆沟的发现中则形成了当时以大河、沟壑作为城周环护设施的观点。此次考古调查发现初期雍城则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同出一辙,这也是对文献所载“城堑河濒”的实景解读。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科研处丛德新陪同会见了德国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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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城内聚落形成“沿河而居,顺水而建”的格局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战国时期,列国形势突变,攻伐谋略上升,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城墙,加上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沟壕,增加了多重防御屏障。  

     

        雍城城市布局受制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通过此次对雍城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发现,城内布局顺应了当时自然环境的制约与摆布。由于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内各条陆路之间又有纵横交错的相互连接。调查发现当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沿河而居则方便地利用了向河中自然排水的功能,同时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间,用于诸如作坊生产、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用水等。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城址东南角瓦窑头大型宫室建筑的发现  该建筑残长186米,系组合式结构,显现“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既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雍城城址中区马家庄发现的朝寝建筑外形相似,但结构复杂,又与岐山凤雏村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根据文献记载及参阅相关研究,这组建筑由外及里可释为五门、五院。有屏、门房、厢房、前殿、大殿、寝殿、回廊、偏厢房、阶、碑、阙等建筑单元。从所处区域地层堆积及采集建筑板瓦、筒瓦判断,该组遗址应早于马家庄朝寝建筑,而晚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建筑遗址的年代,属雍城早期宫室建筑。这一发现初步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为寝庙合一模式,后来发展成庙、寝分开且平行,再演变到后来咸阳时期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于国都中心,而将宗庙置于南郊的情形。这一发现为探讨秦国城市最高礼制建筑的渊源、传承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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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聚落作坊遗址中发现的铜器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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