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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万荣发现北魏汾州刺史薛怀吉墓,孟加拉国

发布时间:2019-09-15 09:36编辑:中国史浏览(75)

      2017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第四次赴孟加拉国,和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Agrashar Vikrampur)基金会聘请的奥迪海亚·阿斯温(Oitihya Onneswan)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普尔(Vikrampura)古城纳提什瓦(Nateshwar)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方成员为柴焕波、莫林恒、李意愿、贾英杰,孟方成员为素菲·诺曼纳(Sufi Mostafizur Rahman)、穆罕默德·海穆尔(Muhammad Mahbubul Alam Himel)、穆罕默德·玛门(Muhammad Mamum Dewan)等。到目前为止,新揭露面积约1200平方米,考古发掘又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2017年8月至1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万荣县文物旅游局配合,对位于山西省万荣县西思雅村北的北魏大型砖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墓志证实,墓主人系北魏末年汾州刺史薛怀吉,葬于孝昌二年(526年)。薛怀吉墓的发掘是北朝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  该墓系当地村民在浇地灌溉时,发现田地大面积塌陷,砖砌墓室券顶暴露而发现。市县文物部门接报后,先后到现场勘察。为防止墓葬遭受进一步破坏,完整保全墓葬信息,根据山西省文物局意见,省、市、县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确认墓葬历史上曾多次被盗,且近期塌陷,墓葬遭受严重扰乱与破坏,已不复完整。墓道、天井保存稍好,墓门及甬道被毁,墓室南壁的拱形入口被破坏,墓室内扰乱严重,随葬品大多残缺不全,淤土深约3米。
      该墓葬全长50米,由墓道、过洞、天井、墓门、甬道、石门、墓室及耳室等组成。墓道方向210°,墓道与墓室不在同一轴线,墓室方向222°。
      其中墓道位于墓室南部,长方形斜坡式,长26米。发现一个天井,长方形土圹,长4.2米,宽4.4~5.2米,开口较大,向下逐渐内收,与墓道之间以生土过洞相连。早期盗洞位于天井内北部,呈椭圆形,长3.5米、宽2.2米,破坏了墓门及甬道南端。墓门位于天井北壁下,原应砌筑了门额建筑,现仅存直墙,残高2.2米,封门砖残高0.9米。
      墓道全景
      甬道长2米、宽1.6米,两侧砌砖,条砖菱形铺地。甬道内已被淤土、塌陷土等填满,夹杂有大量碎砖块和各类遗物等。甬道北端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耳室,对称砌筑,长1.5米,进深0.48米,砌砖残高约0.7米。西侧耳室地面较完整,略高于墓底,当中有一长方形砖砌坑。耳室内均散落有大量陶俑残件、碎砖块、石块等。石门位于甬道北端,与墓室内以砖券过洞相连,过洞长1.5米、宽1.6米。现仅存地面埋设的石门槛及两侧砌砖,券顶不存,石门板被砸碎残缺不全。石门槛两端正好嵌入墓壁凹槽内,通长1.87米。
      天井、甬道及墓室全景
      墓室土圹平面呈不规则方形,直壁,东壁长7.4米、西壁长7.2米、北壁宽7.5米,南壁呈弧形,宽6.8米,弧形的顶点即石门上方。发掘前,土圹南部填土已塌陷,砖顶南壁已暴露,塌陷处可能也是盗洞。土圹壁面经人工精心修整,保存有非常清晰的工具使用痕迹。砖室平面呈方形,边长5.2米、通高5.8米。墓底条砖菱形满铺,墙壁用两层砖砌筑,壁面规整,室内直墙高2.52米(东壁)。四角砖砌基座、立柱,东北角基座高0.23米、立柱高2.29米。墓顶为圆角方形穹窿顶。南壁入口上方因破坏形成缺口,缺口顶距墓底约5.2米。砖室东壁开砖券耳室,出墓壁进深1.86米、宽1.4米、内高1.5米。室内留置生土台作底,台面距墓底0.37米。券顶结构与砖室类似。
      墓室内各类遗物、葬具、人骨等四处散布,均失去原位。北壁、西壁各有一个从内向外撬开的盗坑;地面铺砖多被扒起,正中有一盗挖坑。出土人骨尚需做进一步鉴定,确认数量及部位。结合墓室内残存有铁钉、木材痕迹等判断,墓主人可能使用了木棺;石椁由底板、两侧梆板、前后挡板及盖板组成,均被砸碎破坏,残缺不全,其中底板通长2.26、宽0.8~0.96米,盖板通长2.45米,梆板高度不低于0.4米。石椁原置于墓室北壁正中,南北向放置。
      经初步统计,共出土陶质、瓷质、铁质、铜质、石质等各类遗物共计380件(套),其中陶质遗物主要是各式陶俑,完整者不足10件,余有马、羊、鸡等陶动物形象及陶碗、陶罐、陶盆等残片;瓷质遗物有瓷碗底、执壶残片等;铁质遗物主要是棺钉,铜质文物有铜簪、铜扣、残铜环、五铢钱等,均锈蚀严重;石质文物主要是墓志一合、石椁一副。另外还出土玛瑙、玻璃质地的珠子数颗等。
      陶鸡
      陶马
      陶俑
      陶俑
      薛怀吉墓志是此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墓志志底出于甬道南端,边长85厘米、厚15厘米。志文阴刻在青石方格内,每字一格,共26行,满行26字,正书,共计660余字。志文主要记述了墓主人生平事迹和为官经历,薛怀吉曾先后受封北魏镇远将军、恒农太守、益州刺史、梁州刺史、汾州刺史等,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殁于汾州刺史任上,死后诏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孝昌二年归葬故里。
      薛怀吉墓形制规模较大,出土文物内涵丰富,为北魏历史文化及考古研究都提供了重要材料。
      该墓具有明确纪年,为北朝隋唐时期墓葬断代提供了又一准确的年代标尺。同时,该墓也是山西南部地区(太原以南)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的北魏墓葬,时代早、规模大,为北魏隋唐墓葬制度、随葬品研究增添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墓主人薛怀吉正史立传,附于《魏书·薛安都传》。北魏河东王薛安都与薛怀吉父亲薛真度系从祖兄弟关系,三人均系薛氏家族在北魏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南北朝正史多存传记。唐初名将薛仁贵(614年-683年)系薛安都六世孙;1995年万荣皇甫村唐墓主人薛儆,其先祖与薛安都同出一脉。薛怀吉墓的发掘及墓志的发现,再次印证了正史记载,补充了相关历史信息,对南北朝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墓主人殁于北魏末年,葬地处于后来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势力交错地带。该墓葬随葬的大量陶俑,种类有仪式俑、武士俑、骑马俑等,造型各异、神态生动、线条流畅,兼有北朝时期的两种陶俑式样,分别代表了北魏的两个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与洛阳的不同风格。出土的墓志边缘、石棺梆板、挡板等部位线刻畏兽、花卉图案等。这些发现,对推进北朝时期艺术及信仰体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薛怀吉墓志石刻保存完好,笔法刚劲有力,书写工整传神,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北魏优秀书法作品。
      万荣薛氏作为中国中古时期河东四大家族之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与上层社会,宋元明清以来仍有重要影响,延至今天,薛氏仍是万荣地区的重要姓氏,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目前发现的北魏薛氏墓志已有四块,其中包括薛怀吉父亲薛真度的夫人孙氏墓志、薛怀吉弟弟薛怀俊墓志等,此次发现的薛怀吉墓志系第五块。在万荣地区,应当还有不少薛氏族人的墓葬遗存。此次发掘,也为发展薛氏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作者:马昇 武俊华 钟龙刚 王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万荣县文物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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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出一组庞大的塔院(stupa court)和僧院(vihara)的综合体,其中塔院位于寺院的中部,包括四座神殿、一座带有居住和储藏功能的公共房子、主干道和位于神殿周围的广场,其中神殿II体积庞大,基座长达43米;僧院位于寺院的边缘,包括若干座僧舍和经多次修缮的食堂建筑、浴室和排水沟。一道曲折形隔墙将塔院(神圣空间)与僧院(生活空间)分割开来,这组庞大的综合体属于第一期寺院遗存。

      ▲ “源流运动”在第三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会

      ●第二期遗存的主体是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2017年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北门遗迹,此外还发现了两座八边形佛塔及柱厅护墙等附属建筑,使第二期寺院遗存的内涵更加丰富。纳提什瓦遗址的这些发现,当属2017年度全球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2017年12月15日至17日,受组委会的特别邀约,“源流运动”参加了“第三届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博览会”。此前不久,源流运动在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的指导,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山西博物院、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出版社以及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启动了“源流第二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本届大赛以“风雅·宋”为设计主题,宋人崇古修文,有宋一代诗有远致、画有逸品、书有韵味,工艺美术也呈现出与域外文明不同的、简素优雅的风格,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文化的黄金时代,源流希望每份来稿作品都建立在对宋人精神、思想的深入探求上,用设计将那份风雅与当代文化接续,变古为新,书写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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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3日,中国驻孟加拉国临时代办陈伟、文化参赞孙延与湖南代表团一行考察纳提什瓦考古工地

      ▲ “源流·第二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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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官网主页对本届大赛做了大幅报道。早在2017年9月13日,北京大学官网就公示了“北京大学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方案”,源流运动是其中的示范基地之一。

      ▲2018年1月6日,在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上,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主席努尔列林博士感谢中国考古工作者为孟加拉国文化遗产事业所作的贡献

      源流运动创立于2015年9月,以“考镜源流,以故为新”为宗旨,搭建“考古·艺术·设计”交流平台,线上推送原创文章,线下举办活动、展览,受到了业内的肯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影响。

      开放型佛塔式神殿

      那么,源流运动两年多来做了哪些思考和努力呢?

      神殿I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南北长9.4米、东西宽9.1米、残高2.6米,方向5°。东南西三面外壁由几排弧状砖叠涩而成,外凸内收,并用装饰砖砌成精致的花卉图案,外观为典型的佛塔,但内部却是一个方形的室内空间,内围东西长5.8米、南北宽5.6米。这次发掘清理了神殿Ⅰ北部的门道遗迹,门道的东、西两侧墙壁以连续三次直角转折与神殿北墙相接,两侧砖面上发现三个圆形柱洞,可以推想门道内部空间是沿神殿中轴线的柱廊式门厅结构。在神殿和门厅上方,原来应有高耸的塔状屋顶。建筑的四角可能安放有圜底大瓮,所保存的两处皆一半掩埋在地面以下,瓮内放置了数十件陶器,计有釜、鼓腹罐、折肩罐、壶、钵、器盖等,据大众部和有部的戒律中“乞食之钵必须放置于所作的曼陀罗中,否则违越法罪”之规定,推测它们应是神殿存在期间放置在廊檐下,作为日常使用的。

      有温度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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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透物见人”是考古学中讨论多年的一个老话题,严文明先生就将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门学问”。这里的物,更多的是指如何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研究,揭示器物和器物群背后所蕴含的古代人群的活动。但是,还有许多文物指向了特定的使用人,对这些文物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基本是考证文物的名称、制作工艺、使用方式等物化的层面,如何穿越时空,通过这些文物看到它们的使用者,感受到历史的温度,让文物“活起来”,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源流运动为此专门创设了“一物”栏目,发刊语这样写道:“《一物》是源流运动认真策划,酝酿已久的小项目。在这里,每位作者将以自身的学识和感受,勾勒一件有生命的文物。美成在久,巾短情长,请和我们翻阅《一物》,感受历史的温度。希望有一天,您在博物馆中再与这些文物相遇时,它们于您不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久别的故人。

      ▲第一期寺院遗迹鸟瞰(年代约8~1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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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墙体之间的接触关系,神殿I可以分为两个建筑阶段,分别属于第一期的早、中段,现存建筑主要属于中段。此外,与神殿I紧邻的,是两座第一期中段的四方形遗迹,推测亦为神殿性质的建筑。到了晚段,一条路面叠压在神殿I入口处,说明此时神殿I已经废弃。

      ▲ 《一物》:《金枝玉叶的早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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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的第一篇文章是笔者撰写的《金枝玉叶的早殇》,所选文物是隋朝李静训墓出土的嵌宝石金项链,这件项链是国宝级文物,人见人爱,即使观者没有背景知识,也会为这件文物的造型、工艺和华丽的装饰所吸引。笔者以前也阅读过熊存瑞先生的《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金手镯的产地问题》等文章,但这件文物并没有更多想让我去写的冲动,直到有一天再翻阅李静训的发掘报告,看到这样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九岁女孩,墓葬位于大兴城(即唐长安城)内休祥里的万善尼寺内的时候,突然心有所感,写下了“宗教都会许给人一个身后的世界,对于生者,这也许是距离另一个世界最近的心理距离……小姑娘也许并不懂得这些珍宝的价值,更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但是她的长辈,显然想用这些华丽的装饰,妆扮一下她们再也看不到的容颜。”文章的写作即由此生发而来。此文在源流运动的微信平台发出之后被刷屏,《光明日报》的李韵同志看到后联系我们,希望《一物》的文章以后能够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刊载。《一物》也成为源流运动影响最大的一个文章栏目,《一物》上发表的文章,也即将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

      ▲神殿I外壁,由几排弧状砖叠涩而成,外形为佛塔,室内有方形空间,推测原有高耸的塔状屋顶,为开放型佛塔式神殿(年代约8~1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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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佛像兴起以前,佛塔作为佛陀涅槃的象征,在僧众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礼塔即礼佛,具有获得无上福报的功德。佛塔和神殿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建筑,佛塔是封闭的,作为佛涅槃的象征,本身就是崇拜对象;神殿则是安放神灵肖像的圣室,具有开放的内部空间。印度教神庙是由圣室、前厅、柱厅、门廊组成的,圣室上方是高耸的塔状屋顶,象征神灵居住的宇宙之山,天地冥界的交汇点,这是“梵我同一”哲学的图像化,圣室前面的柱厅,是神灵世界与世俗世界的过渡,也是信徒的膜拜之地。大约从笈多(Gupta)王朝(320~500年)时期开始,佛教寺院中出现了佛塔式神殿,即从封闭的佛塔变成了具有内部开放空间的神殿,进而发展为后来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这显然是受到同时期印度教神庙的影响。从以往的考古资料看,印度早期流行的佛塔为覆钵式塔,2~4世纪,印度比哈尔邦菩提伽耶(Bodhgaya)出现了一座金刚座式的正觉大塔,巨大的须弥台成为了塔的主体,而象征性保留的覆钵和塔刹,反而成了顶部的点缀。菩提伽耶是佛陀成道之地,这座大塔即是7世纪玄奘见到过的佛教精舍。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塔高一百六七十尺,下边的基座每面宽二十多步,用青砖垒起,每层龛中有金像,墙壁上雕刻着花纹和天仙像,顶部安放金光闪闪的铜质宝瓶;东面连接着楼阁,三重洞门相连,外门左右神龛中分别是观音、弥勒像,用白银铸成,高十多尺;在此精舍旧地,阿育王曾建有小精舍,后来有婆罗门将其扩建;精舍内的佛像,结跏趺坐,右脚叠在上面,左手提起,右手下垂指地,面朝东而坐,俨然如在世一般。

      ▲ 《一物》:《戎马未解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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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天早上笔者接到张忠培先生的电话,电话那头是张先生浓厚的乡音,以他惯有的语气说,你写的李静训项链的文章我看了!听到这里心中有一丝惴惴不安,谁知道张先生后面都是鼓励的话,尤其是“这才是真正的公众考古!”张先生去世之后,笔者时常想起张先生生前的教诲,他的这个电话,也成为我们坚持开展源流运动的一个动力和鞭策。

      ▲ 神殿II,推测为覆斗状的高耸建筑,为封闭型佛塔式神殿(年代约9~10世纪)

      以“中国之眼”看待中国文化

      这座正觉大塔实际上就是一座佛塔式神殿,门向朝东,且有柱厅、门廊等附属建筑,中心神殿和门厅顶部皆具五塔,即中间大塔和四隅的小塔,这些显然是受到了印度教神庙的影响,而佛像配置则完全符合大乘佛教的模式。菩提伽耶在西藏称为“金刚座”(Vajrasana),西藏那塘寺藏有由21座石雕和木雕组成的菩提伽耶模型。另一个例子是位于印度巴特那县的那烂陀(Nalanda)寺,5世纪初,法显到达王舍城附近时,并未提到那烂陀寺,7世纪玄奘朝圣时,寺院已经极为宏丽。义净在那烂陀寺居住了整整10年,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专辟一节,对其建筑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真实性已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在那烂陀寺遗址的平面图中,有大小十余处佛塔式神殿,它们与僧院建筑对应,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亦提到:“于寺西面,大院之外,方列窣堵波,及诸制底(支提),数乃盈百,圣迹相连,不可称说。”从平面图上分析,神殿内部应该是放置佛像的。

      “源流运动”的发起源于一场“如何把考古所得的知识体验带入日常生活、把古典美好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的讨论。“源”即面向古代,追本溯源;“流”即关注当今,面向未来。“源流运动”的定位是“考古·艺术·设计”,“考古”科学地提取原始信息,“艺术”加深我们的人文修养,“设计”影响今人的生活。“源流运动”希望通过这一跨领域平台的建设,搭建一个连接古典美好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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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II建筑鸟瞰(年代约9~10世纪)

      ▲《一物》:《百工皆圣作》

      纳提什瓦遗址的这座神殿I建筑,为孟加拉国此前佛教遗址中所未见,所以,孟加拉国学者一直称之为“佛塔和寺庙的联合体”,其实,它就是一座开放型的佛塔式神殿。

      平台目前已有诸多线上线下实践。线上平台已推出《一物》《观展》《创艺》《研图》《节气》《有约》等栏目,发布原创文章百余篇。每个栏目都对以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反映出的问题,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努力和尝试。

      封闭型佛塔式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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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II位于遗址的中部,方向5°,东边基座全长43米,南端保存较好,北端仅存基部;北边基座揭露19米;南边基座揭露3.9米。神殿II整体被第二期的十字形中心神殿叠压,或许还有局部残存,但尚未发掘。神殿II的发现,当属2017年度纳提什瓦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 《一物》:《 云中谁寄锦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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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下先后举办“源流·首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云想衣裳花想容——考古与当代服装设计”、“源流·设计分享夜”、“念念敦煌手作工坊”、“翩若惊鸿——考古与当代首饰设计”、“风雅·宋——考古与艺术设计中的宋人精神”、“图像中的远古——早期文明对当代设计的启迪”等多项活动,并已策划“源流·感受文化遗产之美”、“念念敦煌——丝路上的美学源流”、“看见桃花源——源流·首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成果展”等主题展览。现在“考古与当代”系列已经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方向。

      ▲墙3,位于神殿II的东部,推测为佛龛一侧的礼拜墙(年代约9~1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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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殿II东边基座可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基座的墙体与墙基相连,墙体外侧与墙基外侧齐平,地面以上的墙体部分,自下而上,由14层砖平砌,高0.8米,墙体宽度为1.7米;上部墙体用斜面砖砌成,墙体向中心转折,斜向上升,坡度为53度,保存最高处残存30层砖,残高1.6米,从已揭露的剖面看,墙体的宽度约为4.3米。北边基座北侧砖体呈现出一段规整的斜面,显然是出露于地表的墙体部分,结构与东边基座外壁一致,墙基保存高度达2.6米,从南侧剖面观察,最低部为一层厚约20~30厘米的不规则形火砖斜砌,其上为平铺砖,墙面不整齐。

      ▲ “源流·设计分享夜”上首届高校赛获奖选手介绍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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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的女生节,“源流运动”举办了“云想衣裳花想容——考古与当代服装设计”活动,邀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服装设计师之一的楚艳女士,分别以“淡抹浓妆总相宜——考古所见唐代女性”和“中国女性服饰的古典与时尚”为题作了讲演,配合专业模特的时装表演,进行了一场有关考古与当代服装设计的对话。一方面,使学者们重新审视考古与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另一方面,当代设计师也在从古老的元素中汲取着设计的灵感。就如同二十世纪荷兰著名的设计师瑞特维尔德认为的那样,“美术馆只是美好人生的前奏,而不是结果。美术馆含有指引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的提示,但美术馆与艺术的关系,终究就像学校与人生的关系一样,到了一个阶段,我们必须走入世界”。他认为只有一件的经典作品不足以改变现实状况,只有在日常用品都带有正确价值观的情况下,人类的行为才有可能朝着他所盼望的方向发展——他希望世人能够更加活泼开朗、对儿童更加有爱心,对不同阶段的人更加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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