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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直立人到湖熟文化,中国考古被世界认可

发布时间:2019-09-15 09:36编辑:中国史浏览(83)

          2018年8月6日,上海博物馆赴斯里兰卡考古队抵达科伦坡,开始了中斯合作考古项目。协商后,双方以最快的速度着手对位于斯里兰卡北方重要港口城市贾夫纳的阿莱皮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近一周的工作,已发掘面积达到20余平方米,发掘出土大量北宋晚期中国瓷器碎片。它们证明阿莱皮蒂遗址在中国与斯里兰卡交往史上的重要地位,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此次合作是中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正式开展合作考古发掘,计划工作时间为40天,对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和贸易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1993年,南京江宁汤山葫芦洞先后发现了两件人类头骨化石及大量古动物化石,其生活的年代大体与著名的“北京人”中期相当,说明在几十万年以前,原始先民就开始在南京地区生息繁衍,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执念而行 四海为家

      阿莱皮蒂遗址卫星位置图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几十万年前出现最早的人类活动,到北阴阳营文化、湖熟文化时期长江岸边、秦淮河畔出现的原始村落和人类聚落,南京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怀念张光直先生

      根据计划,上海博物馆考古队抵达科伦坡后,首先前往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与该基金会主席Prishanta就本年度合作考古项目进行了工作沟通,商定具体发掘事宜。斯里兰卡对本次中斯考古合作项目十分重视,在合作方的安排下,斯里兰卡教育部部长热情接见了上海博物馆与CCF联合考古队成员,并对双方的合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汤山葫芦洞 揭示旧石器时代人类史

    张光直,1931年出生于北京,祖居台湾台北板桥。自幼天资聪慧,1937年考入当时北京城内最优良的师大第二附小,此后从附小、附中初中一直保送至师大附中高中。1946年随母亲罗心乡离开大陆投奔战后已先回台湾的父亲张我军(台湾新文学远动奠基者),落台之后就读于台北建国中学。

      中斯双方讨论发掘情况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西南雷公山上的葫芦洞属于奥陶纪灰岩溶洞。1993年,人们对这里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时,发现了古生物化石。此后,南京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等单位先后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直立人头骨化石两件、牙齿化石一枚,以及大量的古脊椎动物化石。

    先生童年热爱读书写作,但其后为探求“人所以为人”的答案以第一志愿投考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受业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

      上海博物馆考古队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主席Prishanta先生进行工作沟通

      经研究分析,葫芦洞内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至少有6目15科22属24种,其中有肉食目的棕熊、中国鬣狗、虎、豹,偶蹄目的肿骨鹿、葛氏斑鹿、水牛,奇蹄目的梅氏犀、三门马以及长鼻目的剑齿象。对这些哺乳动物化石的形态特征和年代进行的测量分析表明,葫芦洞文化层的堆积从50万年前开始。

    1954年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毕业于台湾大学,次年在李济的推荐下前往哈佛大学深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馆也对上海博物馆考古队工作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8月7日下午,大使馆一等秘书刘东接见了上海博物馆考古队队员,与大家进行了认真的工作交流,提醒考古队在斯期间注意安全,并预祝考古工作能够取得重要成果。

      两件直立人头骨化石先后被进行了复原研究。1号直立人头骨保存比较完整,有顶骨、额骨、左眼眶以及部分面颊和鼻骨,初期因测定方法差异,断定其年代距今50万年至35万年,为一个21—35岁的成年女性。复原后测定的脑容量为876毫升,位于直立人变异范围的下限。这个头骨脑量较小、额叶窄而扁平、顶叶短而隆起程度小、小脑低矮内收、脑较低,具有与印度尼西亚、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直立人共同的一些形态特征。2号直立人头骨化石保存完整,有额骨、头骨、枕骨等部分,经测定其年代距今约24万年,为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性。复位后计算出的顶骨面积为113.5平方厘米,脑容量为1240.4毫升,再根据其头骨形状、轮廓等特征,科学家推断其为早期的智人头骨。

    196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被聘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后转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大使馆秘书刘东(右二)接见考古队

      汤山葫芦洞揭示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历史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汤山古人类头骨化石对认识和探索古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入选了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975年开始任耶鲁大学耶鲁大学东亚评议会主任,1977年受哈佛大学礼聘返回母校担任人类学系教授,不久接任人类学主任,1986年亦成为哈佛大学东亚评议会主任。

      8月8日,中斯联合考古队一行驱车405公里,颠簸11个小时,终于到达了斯里兰卡北部港口城市贾夫纳,对阿莱皮蒂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位于贾夫纳地区的凯茨岛东南部,西南距海140余米。1975年,英国考古学家John Carswell曾经在此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今年3月,上海博物馆考古队经过对斯里兰卡重要遗址地点进行走访和调查后,最终选择阿莱皮蒂作为本年度发掘地点。

      湖熟文化 江南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

    1994年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两年后因身体原因而无法继续承担重任。

      斯里兰卡教育部部长(右一)对上海博物馆考古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在中原商文明日臻鼎盛之时,江南地区的先民也开始了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文明进程,创造了以宁镇地区土著居民为主体的湖熟文化。

    先生一生中获得众多荣誉,包括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Lucy Wharton Drexel考古奖章以及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终身学术成就奖等。

      8月10日,在简短的传统开工仪式后,中斯联合考古项目阿莱皮蒂遗址发掘正式开工。本次计划发掘面积为60平方米,斯里兰卡CCF为配合本次工作,配备了具有丰富经验的考古人员。考古发掘采用探方法,由于位于海滩附近,遗址为沙丘覆盖,中斯联合考古队对探方中的沙土进行了细致的筛选。

      湖熟文化是江南商周时期的地方土著文化,与河姆渡文化齐名,距今4000—5000年,主要分布在宁镇地区和皖南东部约4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1951年,因在南京江宁区湖熟镇首次发现这一时期遗存,考古学上遂命名为“湖熟文化”。

    其著作有《古代中国考古学》、《商文明》、《美术、神话与祭祀》、《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等一百余种。

      经过近一周的工作,阿莱皮蒂遗址发掘面积已达20余平方米,发掘出土遗物主要是中国瓷器碎片,时代为北宋晚期。发掘结果印证了40余年前Carswell的发现,也证明阿莱皮蒂遗址在研究中国与斯里兰卡交往历史的重要地位,它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

      1951年,南京博物院组织考古队对紧靠湖熟镇的城岗头、前岗、梁台、老鼠墩、馒头墩、船墩、木鱼墩等多处湖熟文化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发掘。目前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已有两三百处,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青铜器等。石器以刀、镰居多,陶器上有丰富的纹饰,如几何纹、绳纹、堆纹等,同期有箭头、鱼钩、削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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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考古发现

      后世发现湖熟文化遗存的主要地点大都位于土墩上,为高出周围数米的“台形遗址”,墩内往往有墓葬。记者此行探访了两处保存较好的遗址:船墩和梁台。

    ▲就读建国中学时,1948年;在台湾,1952年

      据悉,斯里兰卡对本次中斯联合考古项目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近日已有《亚洲新闻》《今日锡兰》等当地媒体采访报道了本次合作发掘工作。

      据1952年南京博物院集刊《南京附近考古报告·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记载,船墩“在叉河东岸圩田内,兴旺村北偏西约九百公尺,馒头墩东北约二华里。墩的面积约三百平方公尺,是一船形土墩”。在1951年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中,船墩面积较大,出土的陶片尤多,被南京市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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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着初融的冬雪,记者在船墩遗址看到,刻有“船墩古文化遗址”字样的遗址文保碑立于船墩脚下,字迹已显风化模糊。墩顶建有两个大型考古棚,每个棚内均有十个两三米见方的考古探方——距1951年的考古发掘已过去60余年,这些考古现场是南京市江宁区和南京大学联合再次发掘的。由于记者赶到现场的时间较晚,且时值年末,并未在现场采访到考古人员。

    ▲与母亲在一起,1987年

    来源:文汇网  作者:李婷

      梁台是发掘最早、发现文物遗存最多的湖熟文化遗址之一,位于湖熟镇梁台街和405县道交口。记者在现场看到,刻有“梁台古文化遗址”字样的文保碑处于台下的菜地里,台顶已被当地村民进行水泥硬化,作晒场和家禽宰杀用,还停了几辆机动车,坡下还开辟了砂石厂。据《南京附近考古报告·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记载,在梁台曾发现石锛、陶纺轮、陶网坠、陶垫。在台东部断层中,“有一公尺厚度的贝壳遗存”。记者此次在梁台南坡也发现了不少破碎的红色、灰色陶片,以及厚厚的贝壳层,许多年久风化的贝壳用手轻轻一碰就变得粉碎。距离初发现已过去60多年,梁台的文化遗存如旧,而保护工作可能仍需加强。

    左起:光正、光朴、母亲、光诚、光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广禄)

    中国学问应当走向世界

    先生曾发问:“为什么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做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为什么“美国的国家科学院的华裔院士之中,研究数理生物科学的有十多位,可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只有一位”。

    他痛心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地位,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考古学,于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提出了三个目标,即“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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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通往城市之路:考古学的观察”国际会议,奥地利,1960年

    左二为张光直

    先生认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应当始终坚持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争取主流地位,但这需要靠真才实习,呼喊示威是毫无用处的。他提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三部曲:

    第一,跳出中国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

    第二,研究中国丰富的资料在分析过后是否对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新的贡献。

    第三,如果有所贡献,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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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内研究甲骨文,1980年

    终其一生,先生始终艰难地行走在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的坎坷之路上。先生的《古代中国考古学》是第一本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古代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意义的学术专著,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课本虽然都写道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但绝大部分西方人没有机会通过考古了解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

    直至先生逝世前,《古代中国考古学》已修改至第四版,每一次修改都加入了最新的考古发现,至今仍是最全面最可靠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古代中国文明的权威著作。

    上世纪80年代先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中国促成一次系统的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发掘,这不仅是为了寻找他所钟情的商文化起源问题,也是为了促成中国考古学的对外开放。

    先生也曾极力申请和推动美国国家基金会帮助四川大学建立国际性的考古实验室以研究民族植物学和农业起源的问题,但是囿于时代背景与国内外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而未能实现,引以为深深之憾。

    他曾在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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