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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王仲殊先生,皇家祭天坛

发布时间:2019-09-14 06:37编辑:中国史浏览(119)

    陕西凤翔发现秦汉时期“皇家祭天坛”

      2015年9月24日12时40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领导、著名考古学家、我敬爱的导师王仲殊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噩耗传来,悲痛万分,王先生的生平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讣告  

    系国内发现时代最早的天坛遗址 “秦皇汉武”都曾在这里祭天祈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5年9月24日

     

      王仲殊先生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教育和熏陶,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1946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多所国内一流大学,并最终选择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听从浙大教授谭其骧的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业。

      王仲殊(1925~2015),考古学家。浙江宁波人。195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1982年任所长,并兼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1988-1997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199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曾参加过河南辉县、湖南长沙和河南洛阳的战国汉代墓葬发掘。从1956年开始主持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1963-1964年主持黑龙江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调查发掘。1968年主持河北满城1号汉墓的发掘。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时代考古学、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对中国古代都城和中国古代墓葬、古代铜镜等也都作过专题研究。对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古代都城制度,以及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墓主等都作过深入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汉代考古学概说》(1984),《三角缘神兽镜》(日文,1992),《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1992),《六顶山与渤海镇》(1997)等。参加编写过《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及《洛阳烧沟战国墓》等考古报告的有关部分,还发表过《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等学术论文约100篇。  

      大山之下,小山之上,封土建坛。近日,凤翔县城南一处秦汉遗址的发掘考古引起了考古界关注,专家据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遗迹特征等,认为这是一处秦汉时期皇家国祭的场所,发现的圜丘封土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坛遗址。专家考证,这是在秦汉时期使用长达700多年的“皇家祭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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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7月,王先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经北大教授张政烺推荐,于同年8月初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为考古所成立后第一位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入所后,在副所长夏鼐先生的指导下,他将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充分结合的汉唐时代考古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因他在大学期间便掌握了日语,熟悉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因而又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

    王仲殊先生生平

      雍畤遗址见证秦汉700多年祭祀活动

     

     

       

      1950年10月初,王先生跟随夏鼐先生到河南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在辉县琉璃阁发掘汉代墓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的考古发掘。在夏鼐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熟练掌握了考古发掘的方法,为日后的考古生涯打下坚实基础。1951年4月至7月间,王先生又跟随夏鼐先生从郑州到渑池,对河南中西部地区各个时代的遗址进行调查发掘,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

      王仲殊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是宁波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著名的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培育、熏陶,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王离开宁波,辗转于嵊县、新昌、宁海各地,历尽艰辛,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46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第一流大学,却就近选择最后考取的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王仲殊听从浙大教授谭其骧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

      雍山血池遗址位于凤翔县柳林镇半坡铺村五组(血池小组)。今年7月初,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当地文博部门联合组队,对该遗址进行了针对性的发掘。

     

     

       

      此后,王先生先后参加了湖南长沙的汉代墓葬、陕西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河北满城的汉代陵墓、吉林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龙江宁安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等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1962年汉长安城遗址由他主持发掘,他也成为考古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所获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的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这次发掘规模大、效率高、收获丰富,为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的开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王先生还担任了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主编,该报告内容充实、叙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评,并荣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1950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将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推荐,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欣然接纳王仲殊于同年8月初入所,并多加指导、勉励,热忱至高。这样,王仲殊就成为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位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因而可以说,王仲殊是考古研究所成长、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一批重要的遗迹与古代祭祀文物呈现在考古工作者眼前。最显著的遗迹就是封土坛,另外还有壝(wéi,古代祭坛四周的矮墙)、坛场与三垓、建筑遗址、道路、马牛羊祭祀坑等,还发掘出土了1900余件(组)诸如玉人、玉璜、玉琮、小型偶车马、车马器等专门用于祭祀的文物,以及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如板瓦、瓦当等。

     

     

       

      在考古学研究的常年实践中,王先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书,又有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著作,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中国古代墓葬概说》等独著的论文数十篇,其中不少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1950年9月,夏鼐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之职。夏鼐来考古所前一度在浙江大学执教时闻知,王仲殊的历史文献基础较好又通日文,见到王仲殊便劝导他在学术研究上专攻应将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充分结合的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可进而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于是,夏鼐便担任王仲殊的导师。在夏鼐的殷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王仲殊在工作上迅速成长,研究上成绩显著。1957年至1965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又曾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副所长、所长兼任)。1978年至1982年,他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年至1988年,王仲殊继夏鼐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王仲殊于1979年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至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以来,又改任学位委员会委员之职。2006年,王仲殊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专家考证,这是一处使用长达700多年,用于祭祀的雍畤遗址。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到汉成帝最后一次前往雍地开展祭祀活动,古雍地见证了秦汉长达700多年显赫的祭祀活动,成为秦汉帝王祈愿神灵保佑的福泽之地,也就是说,秦始皇、汉武帝这些一代帝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祭祀活动。

     

     

       

      王先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一系列研究课题的创建。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亚于其在中国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对古代中日两国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亦得心应手,多有创见。

      此外,1979年至1988年王仲殊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屇理事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2008年被推选为名誉理事。1980年至1985年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分支主编,1996年至1999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2002年以来又任《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1988年至1998年,王仲殊连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雍畤文化遗存作为秦汉时期的国家最高等级祭祀典礼的产物,是中华礼制文化的组成部分,对雍畤文化遗存的探索成为几代考古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史书上虽然有祭祀的记载,但“畤”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虽然在凤翔县进行多次找寻,但是,始终没有找寻到“畤”确切的位置。而就在考古工作者在调查雍地汉代建筑遗址邻近的一处圜丘封土时,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引起了高度关注,随后展开针对性的发掘。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先生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由夏鼐和王仲殊两位先生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并阐述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简史,内容详细、充实,论述精到,文笔流畅,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著述。

      王仲殊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为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其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这更是十分难得的荣誉。

      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皇家祭天台”

     

     

       

      在夏鼐先生的殷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王仲殊先生在各个方面的进步都十分显著。1978—1982年,他升任考古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1988年,王先生继夏鼐先生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1979年他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1981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作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2006年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1966年以后的所谓“文革”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皆被迫停业,唯独考古研究所因受周恩来总理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仲殊受命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他在郭沫若院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研究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仲殊还与夏鼐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复刊以应国内外需要,蒙周总理立即批准,乃使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事业的新的光辉历程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

      雍山血池遗址是近年来在雍城城外探寻有关秦汉“畤”遗存的重大发现之一。从目前发现的雍山祭祀遗址整体结构和面貌特征来看,畤必建于大山之下、小山之上的一处平坦台地,其后依附于山上封土圜丘坛场,而且发现的圜丘封土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天坛遗址。

     

     

       

      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1988年被德国考古学研究院授予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被推举为亚洲史学会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他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王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是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第三位得到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仲殊身上显得格外清楚。众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一样,王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一些不良的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仲殊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事渲染。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这是王仲殊的治学之道。

      根据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遗迹特征、古今地名的启示等线索,同时结合文献资料,专家认为血池遗址就是史料记载汉高祖刘邦所置的北畤,是一处秦汉时期的皇家国祭场所。

     

     

       

      说起王先生的贡献,还有一点不能不提。“文革”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都被迫停止工作,唯独考古所因受周恩来总理的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先生受命主持考古所的工作,他在郭沫若院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先生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先生还与夏鼐先生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期刊复刊以应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需要,蒙周总理立即批准,乃使考古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事业新的光辉历程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以《考古》和《考古学报》复刊为契机,全国停刊多年的各种学术期刊随后陆续复刊,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早在1950年10月初,王仲殊便跟随夏鼐到河南省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正是遵照上述夏鼐为他规定的专业方向,王仲殊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的对象几乎全是汉代墓葬。由于夏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开始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1951年4月至7月,夏鼐还带领王仲殊到河南省从郑州到渑池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对各个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决定以汉唐时代考古学为专业的王仲殊也参加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由于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汉代墓葬在发掘工作的操作上各有特点,互为补充,从而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日前专程前往雍山血池遗址考察。他认为血池遗址作为雍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长期以来被考古人一直寄望探寻的一处郊外祭祀功能区终于被找到,此标志着这座从列国都城到秦汉沿用“圣都”的过程得到考古遗存线索的交互印证。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先生身上显得格外清晰。众所周知,王先生是夏鼐先生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先生一样,王先生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荡,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不良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先生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肆渲染。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这是王先生的治学之道。

      此后,就较为重要的项目而言,王仲殊先后参加了湖南省长沙的汉代墓葬、陕西省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河北省满城的汉代陵墓、吉林省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龙江省宁安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等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年至1962年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由他主持,使他成为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所获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的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规模大,效率高,收获丰富,为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的开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评,并荣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刘庆柱认为,就目前血池已发掘出土的各类遗迹和遗物来看,它在《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历史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且为秦汉时期国家最高祭天礼仪活动的“畤”结构特征相吻合。因此,血池遗址的考古工作意义非常重要,它作为秦汉时期国家专门设在雍城郊外的固定祭祀场所,是迄今为止考古所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遗存性质最明确、持续时间最长的“皇家祭天台”。

     

     

       

      在韩国考古学、古代史方面,王先生在《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的专著中有《友好的百济》、《新罗的强盛》等连带性的叙述之作。2002年冬,他用日文写成以《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为题的讲演稿,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盛大讲演会上就韩国庆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论述,表明了他的独特见解。特别是1995年发表题为《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的论文,对古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途径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论点,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题为《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的论文,虽以日本冲绳各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论述对象,其取材却广泛包含中国从新疆到黑龙江乃至台湾、澎湖、南沙群岛等各处的发现,在国外则普遍采用东非、西亚、中亚、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许多地区的资料,足见其放眼世界,在学术研究上注重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关系,这便是王先生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中外交流考古学”。他不仅自己努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鼓励年轻学者开阔视野,关注乃至从事中外交流考古学的研究。

      在长年的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王仲殊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本人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前已述及的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书,又有个人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的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书,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论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个人独著的论文共约数十篇,其中不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作为考古学上首次大规模开展的国家祭祀遗存考古,对血池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是正史记载中关于在雍地开展的一系列国家祭祀行为之印证,而且成为从东周诸侯国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祭祀活动的最重要物质载体和实物体现,刘庆柱认为,从“透物见人”的角度,此次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对于深化秦汉礼制、秦汉政治、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我本人就是在30多年前刚刚进入考古研究所的时候,在他的引导下,在进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也是在他亲自安排下赴日本留学、进修。他还亲自担任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我完成了东亚古代文化交流方面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王先生对我的悉心教诲和热情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仲殊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铜镜》、《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漆器》、《汉代陶瓷器》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开头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为夏鼐、王仲殊共同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并有条不紊地叙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内容详细、充实,论据确切可靠,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大著作。

    (原文刊于:《华商报》2016年12月4日第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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