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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昏侯墓说到后人与后事,让文物唤醒历史的

发布时间:2019-09-14 06:37编辑:中国史浏览(158)

     

      再说后事。

      文物并不是已经画下句号的历史,它需要学术界采用多元的视野,汇集中外学人的观点,打开历史诠释的格局,看到更为立体的历史轮廓。我也希望借由这本新书的发行,继续利用新出土的文物和新发现的物证,唤醒真正的学术研究,将中国古代自傲的文物从典藏记忆中传播到世界性平台。(作者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12月20日14版)

     

      所谓守成更难,后人也是不好做的。你越想让你的后人坐享其成,他们就越容易不思进取;你越想让你的后人养尊处优,他们就越奢侈糜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具有客观必然性。民间说得更不客气:“三代后,出死狗。”

      孙先生总是不断吸纳新的考古成果,他对陕北神木石峁的重大考古发现非常关注,他对我说,原来一直认为中国古城都是夯筑的,但是神木石峁是用石块砌起的城,这在过去是极少见的。他的新作《古代城防二题》就指出筑城不仅在城角加高加宽强化版筑,而且城墙外壁增筑凸出的“马面”,陕北石峁遗址虽然已经出现马面和瓮城,但是要到汉代才较常见。汉代有了包砖的城墙,可是唐长安都城仍是一座夯土城,只在城门墩台和城角处用砖包砌。元大都还是夯土城墙,其北垣至今仍叫“土城”,中国城墙包砖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这涉及城防的基本设施,即防御和攻城两方面,攻守双方面临形势不断变化创造出一系列的城防方法。过去我曾长时间做过古代建筑的研究,但从未达到孙先生这样细致深入的研究,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见识。

     

     

      孙先生从不固步自封、退缩逃避,他反对围着所谓“先规划好而后研究”的项目转,认为“不做研究只做规划”这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他屡屡教导我,做学术研究要敏捷地抓住文物与社会生活史的实践,同时开题十几个,哪个成熟发表那个,就像炉上烧十壶水,哪个快开了,加把火把它烧开。

      如此完整的冶炼遗址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它成为我国冶金史研究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古发掘,不仅代表了当今矿冶考古学科的发展方向,也为湖湘考古开辟了新方向、新战场。

    (原文刊于:《文汇报》2016年12月21日第12版)  

      《“明火”与“明烛”》是一篇花费了近三十年时间才发表的论文。古代曾以阳燧将日光反射聚集引燃艾绒而得火,并称其为从天空中来的“明火”,点燃明火的灯则称为“明烛”。“阳燧取火”成为祭祀中一个重要仪式,出土的铜质阳燧,正面作凹面圆镜状,已知最早的几件是西周的,北京昌平西周墓和陕西扶风西周墓都出土过素背阳燧,山西侯马战国铸铜遗址则出土过整套的阳燧范,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过两件素背阳燧。这些阳燧皆为圆形,正面均内凹,都能反射聚焦而引火。阳燧点火功能被古人认为具有与天相通的性质,可是阳燧怎么点燃明烛仅用文字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孙机继续探索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燃“烛”,分析从商代到唐代的灯具,列举了几十种“中柱灯”和“鸟柱灯”,考察了代表太阳的阳鸟,特别是朝鲜高句丽永乐十八年(408年)壁画墓中绘有大鸟旁榜题的“阳燧之鸟,履火而行”,令人豁然开朗,它印证了从良渚玉器鸟纹到汉代阳燧鸟,都和鸟柱灯的鸟有相通之处。在庄严的祭礼中,用阳燧镜在神鸟背上引起炎炎明火,太阳的神话在众目睽睽之下变为点燃“明火”的神灯和照耀祭品的“明烛”。这种明火点燃方式唐代就绝迹了,所以后人不懂,于是胡说乱编。朝鲜这条榜题是论证的关键所在,孙先生为了找寻文字资料等待了几十年才发表论文,令我不由肃然起敬、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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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发掘海昏侯墓引发的热议,至今不息。有提出“为何保存完好”的,有提出“为何埋如此多陪葬品”的,有提出“为何摘下中国考古界‘奥斯卡’”的,还有提出“为何研究海昏侯墓”的……这些都是专家们的事,我想说的只是两点,一是人之后人,二是人之后事。大凡有包括财力物力之内的“能力”所及的,例如王侯将相,富豪显贵,在闭上眼睛之前,最难释念而又最费心力的,就是这两件事。其实平民百姓也一样,只是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

      《固原北魏漆棺画》是本书中另一篇视野宏大的“读图”力作。1973年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描金彩绘漆棺,不仅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透露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未融的时代信息。漆棺画中的人物皆着鲜卑装,但是闪现出“汉化”因素。孙机紧紧抓住北魏迁洛与鲜卑旧俗决裂这一大背景,在当时推行汉化已经达到雷厉风行的程度下,鲜卑民族意识很强的墓主人却在自己的漆棺上画上孝子图,将儒家伦理中的孝道规范纳入到拓跋鲜卑“汉化”中,摹绘到漆棺上,虽然近年来北魏之后石棺孝子图接踵而出,可是孝子着鲜卑装者,就目前而知,在中国艺术史上只此一例。因而,孙先生分析了冯太后力推汉化政策的《孝经》教育与思想基础,让人明白北魏漆棺画上孝子图的来龙去脉。他还深刻地指出漆棺画有孝子并不意味着墓主人已经服膺儒学,只不过是迎合时尚装点殡葬之物而已。这对我们读图辨识非常重要,现代人一看海昏侯墓中有孔子像画屏,立刻就说刘贺是读儒家经典的好人,要给浪荡公子刘贺翻案。孙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大背景观察,那时置放孔子像是很正常的大路货,根本不存在什么海昏侯是诵读儒家经典的“典范”。

     

     

      曾经有人说孙机是“纸上考古”,言下之意,说他不是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实践者。其实这是局限的狭隘看法,现在田野考古也都是现场打包搬回室内清理,这就是我们说的“室内考古”或“实验室考古”。孙机何尝不是“室内考古”呢?一器一物的解读和细微之处的破解,都要查阅多少图书、吸取多少中外考证成果,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坚持和做到的。

      据悉,以科研为导向的文物保护工作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不仅完成了大量简牍竹木器、青铜器、壁画等不同材质文物的保护与修复工作,也为高质量地完成高庙遗址保护规划、四方城遗址保护规划、刘弘墓本体加固保护方案、醴陵窑沩山窑区月形湾古窑厂地面文物遗存加固保护项目、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1号馆文物保护工程、余家牌坊保护试验工程等多个文物保护规划、方案和工程提供了技术支持。

      可惜很少有人这样去想,于是留下诸多遗憾。

      二

     

      汉高祖刘邦临终遗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他所说的“刘氏”,有其特定之范畴,即仅为刘邦的子孙后代。换句话说,只有刘邦的子孙才能分封为“王”,显然,他在闭上眼睛之前,考虑的就是他的后人之荣华富贵。这个海昏侯墓的墓主,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刘贺,也就是刘邦孙子的孙子了。他原先也曾是“王”,叫做昌邑王。不但是“王”,还因尚无子嗣的年仅二十一岁的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驾崩而被推上帝位,又因其所行骄纵荒淫悖乱,只当二十七天皇帝,就被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效伊尹废太甲而安宗庙之典将其“废”了,连“王”都当不成,遂成了海昏侯。

      一

     

     

    《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 孙机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诸如此类的事情,与其劳心劳力刻意追求,不如听其自然。同样为后人,汉宣帝时的太傅疏广拒绝“以其金为子孙颇立产业”,有多睿智开明;同样为后事,汉光武帝时的名将马援随时准备“以马革裹尸还葬”,有多豁达豪爽! 不论是王侯将相、富豪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大凡最为刻意追求的,因为注入了过多的一厢情愿,结果往往最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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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各类冶金技术中,炼锌技术出现和成熟时期最晚。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认为,桐木岭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对了解古代冶炼流程、复原古代冶炼工艺提供了实证;对于认识古代冶炼场址的功能分区、规模、矿工的生活水平及生产力状况都有进一步的了解。

      汉代风行厚葬,无论是汉初崇尚黄老之术,还是日后“独尊儒术”,除了文帝刘恒比较开明,临终之前专门交代他不喜欢厚葬久丧,东汉光武帝刘秀赞赏并尽力仿文帝的开明而外,几乎没有不想厚葬的。皇帝皇后喜欢厚葬,王侯将相也争相效仿,于是就有 《葬律》 将其“制度化”。就说南昌发掘的海昏侯刘贺之墓吧,仅是主墓西侧的车马陪葬坑就有八十平方米之大,考古学家们在这个坑里共发现了五辆木质彩绘车和二十匹马的痕迹,正好是四匹马一辆车,据说这是汉代王侯出行的最高规格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海昏侯之墓在汉墓中“出类拔萃”。正如当年刘向上书成帝论昌陵奢泰厚葬无益时所说:“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垅弥高,宫阙甚丽,发掘必速。”风行厚葬的汉墓,偏偏就是最易被盗之墓。有文章说,“光洛阳周围挖掘的汉墓,到现在,起码超过十万座”,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考古挖掘的汉墓虽然数量巨大”,却早已是“十墓九空”。王莽篡权,赤眉起义,吕后之墓被盗。保护甚佳的吕氏遗体被盗墓贼污辱,这就更为不堪了。吕氏厚葬之时,谁能想到这样的结局?!

      考古与文物研究都是史学综合形态的转化,是思想的直接呈现。孙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考古视觉盛宴代替不了史学的诠释,文物研究更离不开查询浩繁的史料,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文化底蕴的吸收是考古解释的关键。我们现在考古学生都没有阅读量,没读过几部经典大作,当一些考古人急功近利地随意解说时,甚至边挖掘边查书,导致了不少考古成果的先天不足,埋下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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