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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州抢救性清理宋太常寺主簿周汝士墓,唐

发布时间:2019-09-14 06:37编辑:中国史浏览(173)

     

      墓室周边还发现了筒瓦、石质基座等,证明该墓规格较高。专家表示,当时应该还有墓祠、拜坛等。

     

    图7d淇园风暖

      提供重要依据

     

      三是折枝素竹。故宫博物院藏一方八角枕(图6)枕面仅有素竹,不见鸟雀。在流行种竹、赏竹的金代磁州窑地区,工匠在枕面创作素竹是可能的,也有可能来自爱竹人士定制,但缺少鸟雀的画面并不受大众欢迎,存世量较竹雀图枕要少得多。

      经过现场发掘,发现该墓坐西朝东,为砖石双室墓。出土随葬品共7件(套),其中有青石宋故太常寺簿周公墓志、铁券、残损青花瓷碗等。

     

      关于磁州窑瓷枕素竹的内涵,孙机先生认为是“竹报平安”,元顾安有“竹”主题绘画《平安磐石图》传世,此解已形成共识。然而,民间图案的诸多常见形式,往往并非单纯意象,磁州窑元代“竹”图现存至少有三解。其一,竹在元代有“多福”意,出于吴镇《多福图》,图中竹石枯木,逸笔草草,题诗云:“长忆古多福,三茎四茎曲,一叶动机舂,清风自然足”。进一步追问便知,此诗源自杭州多福和尚,僧问:“如何是多福,一丛竹?”师曰:“一茎两茎斜”,曰:“学人不会”,师曰:“三茎四茎曲”,师于此开悟。禅宗机锋杳冥,不得细究,然由此可见,此图非指“多福”,实为参禅体悟。其二,竹“象征汉人不仕蒙古政权的节操”。其三,竹“指向了文人的喜好及气节”。第二、三种说法均取竹之有节,一是民族气节,二是品德高洁,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以民族气节为主要内涵的竹子必定同时具备品德高节的意义,而以品德高节为主要内涵的竹子未必同时有民族气节指向,这便是元代磁州窑瓷枕素竹画面需要澄清的内涵问题。磁州附近文人为了生计绘制瓷枕,其他地区文人为了抒发胸中义气绘制图画,本文通过对文人画竹的代表性个案分析,力图证明瓷枕素竹的精神指向。

      据记载,周汝士官至南宋淳熙年间太常寺主簿,掌管南宋朝廷的宗庙祭祀及礼乐,后至朝散郎赐五品服。淳熙十一年,即公元1184年因病而亡,时年65岁,尚在太常寺主簿任内。

      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覆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图2 竹雀纹腰圆枕

      道路施工发现宋代墓葬

      唐代狩猎之风影响极大,诗人文士也经常观猎为荣,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如李白《观猎》:“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晖。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欢赏夜方归。”王昌龄《观猎》:“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杨巨源《和裴舍人观田尚书出猎》:“圣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观猎见皇情。云禽已觉高无益,霜兔应知狡不成。飞鞚擁尘寒草尽,弯弓开月朔风生。”姚合《腊日猎》:“健夫结束执旌旗,晓度长江自合围;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苍鹰落日饥唯急,白马平川走似飞;蜡节畋游非为己,莫惊刺史夜深归。”张祜《颜郎中猎》:“忽闻射猎出军城,人著戎衣马带缨,倒把角弓呈一箭,满川狐兔当头行。”杜牧《赠猎骑》:“已落双鵰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张祜《观徐州李司空猎》:“晓出郡城东,分围浅草中。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背手抽金镞,翻身控角弓。万人齐指处,一雁落寒空。”薛逢《观猎》:“马缩寒毛鹰落膘,角弓初暖箭新调。平原踏尽无禽出,竟日翻身望碧霄。”韦庄《观猎》:“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特别是北方蕃地“看猎临胡帐,思乡见汉城”常常是胡汉飞骑相驰逐,臂鹰捧隼侍猎围,场面壮观。

      形式之变的内驱力来自于审美主体追求的改变,即瓷枕消费群体的生活理想与愿景发生了变化。金代瓷枕折枝花鸟无题名文字,仅能从喜鹊、白头翁、竹子等形象推断图像中可能的寄托,而画面本身的自然生机与小品情趣可能更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即枕上折枝花鸟图是作为生活装饰出现的——与寄托性相比,更重装饰性。元箱式枕选取了折枝花鸟中“竹雀”形式,并在“竹”、“雀”的比重上进行了调整,后来干脆舍去雀鸟,枕前壁一簇素竹的图式最终完成。

      据悉,两宋以前,剡县没有出过进士。第一位考中进士的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的史纶,七年后他的儿子史叔轲又中进士。此后,剡嵊中进士者接踵而至,尤其在南宋,竟有一榜即中三四人。从北宋天圣五年到清末科举废止,剡嵊共有文科进士142名,而两宋时就有98名,占全部文科进士总数的近70%。

     

      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一方竹雀纹虎枕值得注意,枕面竹叶交错,构成了类似“平安”的文字形态(图5)。虎形枕是金晚期磁州窑类型新产品,此枕面仍沿袭金代盛期折枝竹雀,但文字状的竹叶折射出一个问题:清雅的折枝花鸟最终落脚在了民间企盼的“竹报平安”上,不具备“平安”意象的其他植物可能将淡出画面。

      嵊州市文史专家周乃光介绍,嵊州原名剡县,改名为嵊是在宋朝年间。而两宋时期经济远胜前朝,文化冠于后世,当时外乡人入嵊州,有着“千车粼粼、百帆隐隐”之说,是嵊州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在此简要补充的一部分资料是,1998年9月美国纽约佳士德拍卖会上预展德唐代狩猎俑,四件陶俑被西方人认为是伟大的自然主义的原型杰作,造型生动,彩绘鲜艳,颇有王维《出塞》之意境:“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山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据说其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盗掘中,属于偷运出去流失海外的彩绘陶俑。这是一群或者称为一组的骑马狩猎俑,共有8个人,其中有4个胡人形象〔图三十一〕。

     

      墓志中说,“娶过氏、娄氏、秦氏,皆赠安人”,在他去世时,已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孙辈八人,是个大家族。

     

     

      日前在嵊州市杨港路东延(剡兴路-雅戈尔大道)工程施工时发现宋代墓葬,经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发掘清理和专家鉴定,确定为宋太常寺主簿周汝士墓。墓志的记载与地方史料互相补充、佐证,为研究墓主的生卒年月、家族渊源、南宋年间嵊州一带经济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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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在徐州辅佐从猎时所作《雉带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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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还称,现场出土残损的青花瓷碗一只,为研究青花瓷的起源及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目前还需进一步考证。(原文刊于《绍兴晚报》2016年12月13日A04版)

     

     

      由于早期该墓已被盗过,加上挖掘机施工的破坏,墓葬损毁较为严重,但其砖墓基本形制尚存,规模较大,构造较为复杂,墓室建造较为考究,还有砖砌的排水沟。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下韝随指顾,百掷无一遗。鹰翅疾如风,鹰爪利如锥。本为鸟所设,今为人所资。孰能使之然,有术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絷维。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鄙语不可弃,吾闻诸猎师。

    图9故宫博物院藏“竹雀”枕

      其墓志的记载与地方史料互相补充、佐证,为研究墓主的生卒年月、家族渊源、南宋年间嵊州一带经济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秦汉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捕捉和训练凶禽猛兽的技艺,雏鹰幼兽从小就开始被进行圈养驯服,但是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还是相差较远,来自东北供鹰的渤海人和驯服禽兽的西域胡人显然更有经验,野生动物调教需要长年积累人畜之间的信赖,依靠外来的行家里手是北魏隋唐以来北方地区王公贵族狩猎的普遍做法。况且助猎猛兽凶禽绝大多数不是出自唐朝本土,而是来自遥远的边荒绝域,其他游牧民族显然比中土汉人有着训练苍鹰、猎犬更高一筹的技艺。所以孙机先生指出“我国在狩猎中使用猎豹和猞猁的作法大约曾受到西方的影响,懿德墓壁画之牵豹人与金乡县主墓狩猎俑中都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可以作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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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嵊州市有关部门发布消息:日前在嵊州市杨港路东延(剡兴路-雅戈尔大道)工程施工时发现宋代墓葬,经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发掘清理和专家鉴定,确定为宋太常寺主簿周汝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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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6年11月15日第5版)  

      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与周汝士之弟周汝能师生同榜,而周氏家族登进士榜者有六人出于王十朋之门,加上周汝士一门共考进了七个进士。这在古代剡中是十分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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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对出土的墓碑文字与其他文物进行研究,发现在宋代名志、高似孙所作的《剡录》中提及周汝士,在明万历年间编撰的《嵊县志》更是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多相吻合的现象,在嵊州墓葬考古中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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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嵊州市文物管理处负责人王鑫君介绍,12月7日上午,在嵊州市杨港路东延(剡兴路-雅戈尔大道)工程(即前园村花园地自然村西侧、亭山东南侧,设计中的杨港路亭山隧道东入口一带,地处半山坡)施工时,施工人员发现一古代墓葬,现场挖出了古墓砖和一块破碎的石碑。

     

     

      嵊州文史专家经过多日研究,从墓志、铁券、残损青花瓷碗等入手揭开墓主人身份,也揭开了800多年前周家的传奇往事。

      李白《行行且游猎篇》:

     

      “一门七进士”

      当时文人参加狩猎活动很多,文人将逐兔呼鹰的狩猎看作是青春豪迈、自由奔放的象征,看作是勇猛无畏的气质。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既可以挥鞭意气,又可以目无坚壁,奔涌血脉,舒展筋骨,逐渐内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风范,章孝标《少年行》“平明小猎出中军,异国名香满袖熏。画榼倒悬鹦鹉嘴,花衫对舞凤凰文。手抬白马嘶春雪,臂竦青骹入暮云。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不亲自参加过狩猎是不会写出如此生动的诗句。如果众人狩猎时在助猎鹰鹖犬豹身上押注豪赌,就会在刺激之外更增加新的刺激。

      范式一旦确立,必然影响到其他领域。北宋时期,磁州经济发达,且与北京大名府地理位置接近,流行图式传播也不应滞后。至少在北宋后期,磁州窑工匠在枕面上创作的剔花折枝花鸟已非常老道,日本出光美术馆剔花叶形枕,枕面老枝横斜如闪电,上立八哥鸟炯炯有神,为瓷枕中年代较早的折枝花鸟图像(图8),画面如此成熟精彩,必是学习了当时已成熟的绘画图式。

      “这是一座具有典型意义的墓葬。”王鑫君说,墓碑上的“公,讳汝士,字南夫……公以绍兴戊辰登进士第,调台州天台县主簿再调婺州永康县丞堂,除扬州州学教授……”

      三

     

      据查证,周汝士为宋绍兴年间进士,与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温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王十朋渊源颇深。受周汝士之邀,王十朋曾赴剡讲学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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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磁州窑瓷枕多为长方形箱式枕,枕面、枕壁大都开光,枕面主题画面题材丰富,四壁装饰相对简单的程式化图案:两侧多单朵花头,前后侧壁(前后往往不同)饰竹、芍药纹,也有竹雀、童趣、狮虎等,个别还有山水、故事绘画。具体来看,侧壁前竹后芍药(或牡丹)为成熟期流行样式,其他图案存世较少,恐为形成过程的探索性形态,竹雀纹便是如此。上海博物馆藏“渔父图”枕(图10),旅顺博物馆“山水图”枕(图11),峰峰磁州窑历史博物馆“柳毅传书”枕(图12),磁州窑艺术馆“唐明皇梨园导戏”枕,安阳博物馆“萧何月下追韩信”枕等,枕前壁均为竹雀图。

      接到报告后,嵊州市文物管理处会同该市交通局等单位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察看。发现该墓墓室顶部、部分墓壁及填土损毁严重,现场还发现半块墓志铭,其上“宋故太常寺簿周公墓志”的文字清晰可见。根据墓志得知,为宋太常寺主簿周汝士墓。嵊州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随即将有关情况向省文物局文物处、嵊州市文广新局作了汇报,并按省文物局要求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抢救性清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狩猎群体中有两个女性骑马者。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王建《宫词》:“新鹰初放兔犹肥,白日君王在内稀;薄暮千门临欲锁,红妆飞骑向前归。”韩偓《从猎》:“猎犬喑斜路,宫嫔识认旗。马前双兔起,宣示羽林儿。”“小蹬狭鞭鞘,鞍轻妓细腰。有时齐走马,也学唱姣姣。”女性骑马狩猎在北朝就已经盛行,“后主猎廽初按乐,胡姬酒醒更新妆”(韩偓《北齐》)。从考古出土观察,这些骑马的女乐伎手弹箜篌、持拨琵琶、口吹筚篥、敲钹奏乐,与骑马狩猎俑摆放在一个壁龛里,似乎是猎获凯旋状况。有个朱唇微笑的双髻女俑的身后还横驮一只死鹿,这是后世狩猎图中没有的描绘情景。这些女性是汉人女子还是唐诗中描述的“裹头蕃女”尚难确定,唐文宗太和九年(835)五月辛酉“入朝回纥进太和公主所献马射女子七人,沙陀小儿二人”。由此可见,当时专门进献的马射女子是回纥女性。杜甫《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当然宫苑里也有宫女内人用软弓学习射猎鸭鹅等水禽,“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王建《宫词》)。但她们是为了陪同皇帝游玩,并不是真正狩猎。

      从历史情况看,磁州窑地区在金灭亡前的蒙太祖二十一年(1227年)便有生产恢复的记载:“再朞土垦农劝,土集货通,滏阳一郡熙熙然为乐郊”。元世祖中统年间任用郭守敬治理漳河、滏阳河,促进了当地灌溉农业与经济的发展。从磁州窑情况看,蒙古人对拥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相对较优待,《元典章·户部》记载,“磁窑二八抽分”,即官收二成,一定程度调动了窑户的生产积极性。此外,元代磁州窑外销兴盛,且烧制供宫廷内府的用瓷。从瓷枕本身看,前壁素竹的瓷枕大都绘制传神,制作精良,为磁州窑高级产品,购买者应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消费群体,因此,瓷枕竹子画面的意象所指应为“平安”、“高洁”,而非不仕蒙元,感怀故国的民族气节。

     

     

     

     

      王维《观猎》诗“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为千古名句一直传诵,实际上唐代诗人描写狩猎过程诸如放鹰猎兔的诗歌较多。例如白居易《放鹰》:

    图7a碧玉双栖

     

     

     

     

      4.胡人擎举鹰鹖俑〔图二十六〕,胡人随从小臂上擎起一只鹰鹖,从这种鹰鹖体形来看,追击苍鹭、野鸭等猎物快速且勇猛。鹰鹖性格乖顺服从,被誉为具有贵族风范。《朝野佥载》卷五说喜爱狩猎的唐太宗自己饲养的一只白鹘,号为“将军”,经常让这只隼鹘在殿前驱杀燕雀。自古以来白羽毛的隼鹖就是最珍贵的猎鹰,刘禹锡《白鹰》:“毛羽翩斓白贮裁,马前擎出不惊猜。轻抛一点入云去,喝杀三声掠地来。绿玉嘴攒鸡脑破,玄金爪擗兔心开。”

      金代磁州窑瓷枕“竹雀图”为折枝构图,枝上单只(个别一对)鸟雀,无土地、水云等背景,有时可看到绘制的笔触,与绘画领域的水墨画接近,以下就范式来源进行探讨。

     

     

      胡人是主人的骁悍爪牙,狩猎时既要会侦察猎物踪迹,使用猎网、猎夹驱赶套陷动物,又要防止主人猝然发生意外,起到侍卫作用。当然,参加狩猎的胡人不全是随从,例如大历时诗人卢纶描写冬天咸宁王狩猎合围时,将军的部曲“娑勒”舍鞍解甲生擒豹子的故事,其中说道“阴方质子才三十,译语受词蕃语揖”,可见除了娑勒为其他民族外,还有言语不同需要翻译的异国质子。还有一些跟随打猎的人是“败虏降羌”,即在战争中的俘虏,他们作为降服的奴仆部曲为主人效劳。

      2.瓷枕“竹雀图”图式源于北宋,流行于金代盛期,上承北宋审美雅趣,也受到了金章宗审美品位的影响。

      唐代贵族百官狩猎完之后继续赏赐筵宴,但是否携带家眷,结伴游玩,史无明载。后世清代有些满族贵族在京郊狩猎时喜爱携带家眷及戏班,狩猎后扎立帐篷,饮酒弹唱,全家聚餐,享受猎物。但唐代骑马伎乐俑有可能也是随主人狩猎后筵宴上的乐人,金乡县主墓中那些骑马女伎人表现的阵势即是如此,以前仅仅把她们列为出行乐伎俑,可能理解过于狭隘。

     

      6.携带猞猁狩猎女俑〔图二十八〕,女俑头梳倒垂双髻,弯眉朱唇,腰系长条粮袋,足蹬黑色高靴,身后花毡上蹲踞着一只双耳直竖猞猁,目视远方显得聪明伶俐,文静中透着机敏,猞猁也是狩猎不可或缺的助猎工具,比猎豹容易饲养与训练,西亚波斯人一贯以最善于调教猞猁而闻名。

      随之的战乱(始于1125年)使磁州窑生产出现了低潮,但对工艺传承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日本藏“赵家造”款绿釉文字枕上,书“……闻金兵南窜,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枕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枕共二十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佐证了金初磁州窑生产情况。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与南宋和谈成功,大定七年设修内司甄官署负责烧制瓷器,磁州窑终于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此期折枝花鸟大行其道。

    (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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