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betway必威登录入口 > 世界史 > 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蜀汉国

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蜀汉国

发布时间:2020-01-05 13:05编辑:世界史浏览(156)

    原标题: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原标题:春秋时期许穆夫人:中国古代第一位美女作家

    原标题:三国里的奇事:蜀汉国的高官因使家暴被处死

    撰文:刘柠

    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古代美女作家,人们大都只说东汉的班昭、三国的蔡文姬、唐代的薛涛、宋朝的李清照和朱淑真。而实际上,有许多的美女作家被后人遗忘,比如春秋时代的许穆夫人。其实,许穆夫人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女作家,而且是见于史料上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美女作家。

    三国里的奇事:蜀汉国的高官因使家暴被处死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18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史上前所未见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整个壮年时代都留在了中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的故事。

    图片 1

    皇宫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因为其与外界隔绝,被称之为禁城。不过,这宫苑禁地历来都是个出烂事的地方,无论是开国之初的政治清明时期,还是战乱岁月的危机四伏年代都概莫能外。这不,在三国时期的蜀汉国,就出了这么一档子烂事,曾经是刘备的宠臣刘琰,因为施家暴被判处死,而施暴的原因,就是和这个后主的后宫有关。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高小毕业后在家乡务农;1943年,应征入伍,服役于帝国海军横须贺部队。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川口在香港成为英军战俘,被短暂收容于战俘营。11月,复员,回乡继续务农,同时参与农民运动和日共策动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村上国治(日共札幌地区委员会委员长),并由村上介绍,于1947年(或1948年)加入日共。1951年,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国际派和所感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此前为半合法、半公开化状态)。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许穆夫人

    图片 2

    图片 3

    说起来,许穆夫人并不姓许,而姓姬。其母宣姜是齐国有名的美人。当时,有诗说齐国女子,“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齐国美女如云,连娶媳妇都要娶齐国女子。《诗经》上就曾说:“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意思就是说,吃鱼要吃河中的鲂鱼,要娶媳妇就要娶齐国的“姜”女。有着齐国“姜”女血统的姬姑娘出身高贵,是春秋时期卫宣公的女儿,卫惠公的侄女,卫懿公的妹妹。自幼喜读好学,能歌善诗,少年时代曾到过澳水、肥泉和淇水一带游玩,饱览朝歌一带美好风光。当时周王朝已经衰败,诸侯各国连年兼并争战,卫国处在大国争霸和邻国侵袭的威胁之中。

    (刘琰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1997年12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北京同张香山(左)先生、刘迟先生合影

    自幼就爱好游玩的姬姑娘不仅舞文弄墨,还学会了骑马射箭,常常一个人骑马到郊外打猎,对着茫茫远山常常诗兴大发。姬姑娘出身名门,又才华横溢,以致前来求婚的人多得踏破门槛,当时最主要的两个竞争对手是齐国男人和许国男人。关键时刻,她权衡再三,决定嫁到离卫国较近又比较强大的齐国。但她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被伯父卫惠公采纳,这个糊涂的伯父将她嫁给了许国的穆公。

    事情发生在建兴十二年(公元224),刘琰的妻子胡氏进宫向太后祝贺新春。太后特别吩咐,将胡氏留在宫中,过了一个月才让她回到家中。胡氏长得十分美丽,刘琰怀疑胡氏在宫中和后主刘禅私通,就叫来前导的吏卒打胡氏,甚至用鞋子去抽打胡氏的面孔。打完后,刘琰就把妻子胡氏赶出家门遗弃了。胡氏就用这些事去控告刘琰,刘琰因此获罪,被逮捕入狱。受理的法官认为:士卒不是可以打妻子的人;面孔不是可以承受鞋子的地方。最后判决刘琰死刑,并且是公开处决(弃市)。

    1

    于是,有着齐国美女血统的卫国美貌才女便成为了许国的许穆夫人。嫁到许国后,许穆夫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祖国。她曾在一首名为《竹竿》诗中写到:“ 藋藋竹竿,以钓于淇,其不尔思?远莫敬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 ,佩玉之傩。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图片 4

    缘起:“白鸟事件”

    图片 5

    (刘禅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1952年1月21日,晚7时30分许,在北海道札幌市南六条西十六丁目的马路上,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部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另一辆从身后追赶上来又并行一段的自行车的骑车者射杀。白鸟警部当场倒地死亡,犯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许穆夫人

    要说这个刘琰这样做的确有点儿太过分,但这样的判决似乎更过分。尤其是,这个刘琰是先主留下来的老臣,又都是老刘家的人。

    如果是一起普通刑事案的话,也许根本构不成“事件”。而“白鸟事件”作为发生于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具有多重背景,背后有复杂交错的利益纠葛。被暗杀的白鸟一雄其人,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高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半合法化的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的敌人”。同时,作为治安警察,白鸟还负责治理管片的“风纪”问题,工作上与一些色情营业场所联系频密,颇吃得开。遇害的那天下午,还曾去过一间叫做“紫浪”的酒吧,然后又去了两家窑子。

    不难看出,这首诗不仅以男性化的语调回忆了少女时代的美好生活,而且道出了一个身在异乡的女子思念故乡的复杂心情。当时,许穆夫人的哥哥已坐上卫国君主的宝座,是为卫懿公。但这位君主不理国事,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他为了养鹤,他每年专门拨款修缮鹤舍,购买鹤粮,还要花重金给鹤举办生日庆典,以致国库空虚,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公元前660年,北狄部落发动了对卫国的侵略战争。

    刘琰是鲁国人,刘备在当豫州刺史的时候,聘请他作从事。刘琰这个人风流潇洒,善于言谈议论,又因为和刘备同姓,刘备待他很优厚。刘琰跟随着刘备转战各地,经常作为宾客陪伴左右。等到刘备平定益州以后,刘琰就被任命为固陵太守。刘禅即位后,刘琰被封为都乡侯,在官员的排位序列上次于李严,具体职务是卫尉中军师后将军,后来改为车骑将军。不过,刘琰的职务虽然很高,但他不参与国家政事,只是跟随着诸葛亮,干一些提批评建议之类的事情。官职高事务少,刘琰生活上很是追求享乐,车马服侍奢侈豪华,还有几十名能歌善舞的侍从女子。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GHQ)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Red Purge),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即“军事方针”)并付诸实施。在日共的策动下,各地革命风起云涌,以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以红色信号灯迫使运煤车停车,然后唆使市民哄抢车载煤炭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一群非固定雇佣劳动者一边静坐,一边高呼“我们要年糕”的示威等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侩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卫懿公征调民众抵抗,但老百姓不愿为他效命,军队的将士也不肯出征,致使狄兵侵犯时如入无人之境,卫国很快被灭亡了。卫懿公死于乱军之中,黎民百姓遭到大批杀戮,都城被洗劫一空。大批难民渡过黄河,逃到南岸的漕邑,即今日的河南滑县。卫懿公玩物丧志,结果死于非命。于是便留下了“玩物丧志”这一成语而被千古流传。日夜思念祖国的许穆夫人得知卫国国破君亡的噩耗之后,痛彻肺腑,恨不能插翅飞回卫国,跃马疆场抗敌复国,报仇雪耻。于是毅然决定回去救国。但是当许穆夫人和自己身边随嫁的姬姓姐妹毅然驾车回国共赴国难之时,作为丈夫的许穆公非但没有拔刀相助,反而百般阻挠夫人回国。

    图片 6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而“白鸟事件”刚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

    许穆夫人当即指责他这是落井下石。许穆公羞愧难当,只好放她们回国救难。经过四五百里路的长途跋涉,许穆夫人从许国回到卫国,立即向她的兄长卫文公建议,向齐国救援。此时,齐国看到自己的亲戚之国遇难,便起兵相救。齐桓公亲率三百辆战车、三千名士兵以及一些必备的生活物资挺进漕邑帮助卫国稳定局势。

    (诸葛亮 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被认为是“主谋”的村上国治,于1952年10月被捕。尽管本人始终宣称无罪,但1963年10月,仍被最高法院以谋杀罪判决有期徒刑20年。村上于1977年刑满出狱后,要求重审此案,但被司法当局驳回。1994年11月,在位于琦玉县的家中被烧死。关于起火的原因,警方至今未给出确切的说法。

    图片 7

    建兴十年(公元222),刘琰因为和魏延不和,说了一些虚妄荒诞的话诋毁魏延。诸葛亮责备他,刘琰写信给诸葛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求诸葛亮原谅。诸葛亮就把刘琰派回了成都,官位和以前一样,并没有任何的降罚。诸葛亮带兵在外,魏延当时又是蜀国大将,在这个时候说魏延的坏话,肯定不利于军队的稳定和一致对外。这样的问题,要比打老婆严重的多吧?可是,诸葛亮只是责备了刘琰,让他离开了前线,而到了刘禅这儿,刘琰却掉了脑袋!刘琰怀疑妻子胡氏和刘禅私通,这样的判决,是不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封建社会是男权社会,虽然也不能随随便便休妻,但像抛弃妻子这种事情,怎么说也不至于犯弃市罪吧!再看看那个奇葩的判决:士卒不是可以打妻子的人!谁是可以打妻子的人?士卒不过是执行主人的命令,丈夫打和丈夫指令人打有什么区别?假如说丈夫打就可以,士卒打就不可以,那这个打人的士卒,是不是要受到更重的处罚?还有,面孔不是可以承受鞋子的地方!那么,面孔应该承受什么?是不是用巴掌打就可以,用鞋底就不可以?这种认定已经离开了事物本身,刘琰该不该打人、弃妻?而是舍本逐末,该不该让士卒打、该不该用鞋子打脸?所以说,这件事本身还有这个判决的依据,实在是够奇葩的啦!

    在逃亡中国的10人中,2人客死大陆;7人在中日恢复邦交后回到了日本;而事发时系北海道大学学生的鹤田伦也至少在20世纪末仍滞留在北京(近况不详);川口孝夫夫妇也是其中的两位。

    许穆夫人

    《三国志》评价说诸葛亮法度适合事宜,令行禁止,有功必奖,有过必罚,赏罚分明。不过,要是看看刘琰这件奇葩事也可以知道,即便是推行刑法政令“用心公正无私”的诸葛亮,也是无奈皇家的那些龌龊事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川口本人开始本无意去中国,他认为自己既与“白鸟事件”并无“直接关系”,则“根本没有理由流亡中国”。但被组织上(日共中央统制委员尾田茂穗)告知:“你不去中国也行,作为代价,必须脱离党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即使以后你被逮捕,也与党组织无关。”川口为了能在呆在日本国内,曾打算脱党,但表示“不过纵然退党,我也打算在日本的革命运动、群众斗争中战斗下去”。不料,一段时间后,组织上又向他提出去中国的问题。但由于此前已经明确过“没有流亡的理由”,“所以此次不以流亡作口实”,而是改口说:“你去北京工作。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此外,因为是去工作,带上你的夫人一块去。”于是,夫妇俩信以为真。1956年3月,在组织的一手安排下,从烧津港乘小型渔轮“第一胜渔丸”赴中国。此次行动也是“人民舰队”计划的一环。所谓“人民舰队”,系指1950年代日共基于武装斗争路线,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有计划地组织日共党员向中国和朝鲜偷渡,偷渡用船(多为渔船)统一编队调度。据资料显示,以这种形式偷渡到中国的日共方面人士达数千人,其中包括野坂参三、伊藤律等党的领导人。

    卫国终于转危为安。公元前659年,为了感谢齐国的援助,更为了表达自己挽救祖国命运的决心,许穆夫人写了一篇《载驰》的文章,全方位记录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而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而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樨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诗中不仅斥责了那些怕引火烧身而阻拦她回国救难的无良之徒,同时还向大国呼吁请求救援遭到侵略的卫国。

    责任编辑:

    近60年来,围绕“白鸟事件”的背景和“真凶”问题,日本国内始终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大量的书籍、材料(如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非虚构作品《日本的黑雾》等)也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被认为是“当事者”的日共分子的自然减员和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守口如瓶,尤其是日共中央始终固守事件之初的“公式表态”,除此之外便三缄其口,不置一词,更拒绝公开有关的历史档案,使这一历史悬案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在司法层面,案件已然“审结”,但疑点颇多,问题重重,作为历史事件,还远未到“揭盖子”的时候。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帮,谁因谁极?”一个为拯救祖国而奔走呼号的爱国女英雄形象,跃然纸上。历史上的第一美女作家?"/>不久,卫人从齐国迎回公子燬,即许穆夫人的另一哥哥,即位后是为卫文公。卫国得到了齐国的支持,从此出现了转机,两年后,卫国在楚丘重建都城,恢复了它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之久。自然,这一切和许穆夫人为复兴卫国而不懈地奔走呼号是分不开的。许穆夫人的作品饱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现在收集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竹竿》、《泉水》、《载驰》共有三篇十二章。《竹竿》诗中描写了许穆夫人自己少女时代留恋山水的生活和她身在异国,却时常怀念养育自己的父母之邦的思乡之作。《泉水》是许穆夫人记载自己为拯救祖国奔走呼号的种种活动及寄托的忧思。

    2

    而《载驰》则是抒发了许穆夫人为赴国难、以及终于冲破阻力回到祖国以后的急迫心情。诗中突出地描写出了这位美丽才女同阻挠她返回祖国抗击狄兵侵略的君臣们的坚决斗争,表达了她为拯救祖国不顾个人安危、勇往直前、矢志不移的决心。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以致今天的人们吟咏起来仍感到心灵上的强烈震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责任编辑: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站在广场上的川口一边“听”着城楼上面宣读的庆祝大会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就在川口为社会主义中国五一节的盛况而感动不已的同时,日共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审查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与“白鸟事件”的关系,二是与志田派(以志田重男、德田球一、野坂参三为代表,又称所感派、主流派)的关系。随着1956年1月,前日共军事委员长、被看成是“极左冒险主义”代表人物的志田重男的下台,志田派受到清洗。当时作为日共代表驻北京的袴田里见在1950年日共分裂时,属于国际派(由宫本显治、志贺义雄为代表,又称反主流派)。对他来说,川口是反对派的人,需要“抢救”。审查的方式,是袴田的部下、中国籍日共党员罗明一周一次来川口下榻的中联部招待所,在反复听取川口的陈述后,再让他写成报告。报告内容与前一次陈述稍有出入,“便会受到喋喋不休的责难”。川口觉得,如此审查,实无异于“侮辱”,后悔不该来中国。审查虽然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但对方(审查方)几乎一无所获。

    6月,川口被罗明告知要去北京郊外的“学校”。甫一抵校,就被校长连贯告之:“形势没有根本的变化,不能回国。”川口确认何谓“形势的根本变化”,连回答说,即“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形势变化”。至此,川口才明白,驻北京的日共机关对自己做出如此命运攸关的决定,却不直接告之本人,而是通过中方来知会。而所谓“在北京同党的领导人见面后再决定具体工作内容”云云,纯属欺骗。在京期间,连袴田的影子都没见过。“此时,我想索性豁出去了,心中充满被党所算计而产生的满腔怒火。”

    学校位于北京西郊,名义上叫“中国人民大学分校”,实际上是由中共、苏共和日共合作开设的旨在培养日本革命干部的培训机构。行使管理之责的是中方,校长由中联部副部长连贯兼任;教学和科研由中方教师和日方助教来担当;而教学的实权则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川口进校后发现,学校里有很多穿中山装的日本人,不少人还认识。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日本人大致有几类:1、抗战期间参加过八路军的人;2、在满铁公司呆过的战前左翼人士;3、1950年以后由日共从日本国内遣送过来的人;4、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解放军的人;5、解放后留在中国的人。

    校舍建在一片由围墙隔开的田地上,门口有士兵站岗,完全与中国社会现实隔绝,宛如“桃花源”。生活很奢侈,餐桌上每餐必有上乘的鱼、肉,红肠、咸鱼籽等也常见,各种酒都有卖的。“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校园里到处聚集着醉醺醺的人们。”川口刚来时,对中国的实情还懵懂无知。后来接触到中国社会基层的情况,便“痛感这段学校生活是在坐享中国人民的血汗成果”,“不能想象,在一个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地方学习教条,能够培养出真正的革命家”。好在川口夫妇实际上只见识了这所特殊学校的“强弩之末”,一年后,学校被关闭。日本人学员或为回国而先期分散至内地各处,部分人则按组织上的命令被疏散到四川。川口夫妇属于后者。

    3

    从“七党校”到“省党校”

    蜀道难。1957年盛夏,川口夫妇一行北京出发,经过7天的行程,抵达重庆火车站,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简称“七党校”)的人前来接站。然后又换乘汽车,奔赴目的地——位于重庆郊外歇子台的“七党校”。在学校里,川口夫妇被起了中文名字,理由是“在共产党的机关学校里,让社会上知道有那么些外国人呆在里面影响不好”,川口取名田一民,其妻川口荣子被称为李莲英。从此,这两个名字一直用到1973年这对患难夫妇回国之前。

    “七党校”的校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逢春。副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抗战初期的干部,各处处长、教研室主任及各科科长大多是三八式干部。校园内有数幢建筑,巨大的坡地被竹林和树丛包围,上坡上有很大的池塘,宛如公园一般。校园东侧有高级招待所,建在远离公路的一块开阔地上。1958年春,毛泽东曾下榻此处,但当时消息是绝密的。彼时,川口夜里出来小解,见党校干部们正沿着与招待所临近的墙根一字排开,警戒森严,不觉大吃一惊。

    至此,川口明白自己不可能轻易回国。而在远离故国的中国,今后漫长的岁月将如何度过,无疑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川口决心“既来之,则安之”——“积极地投身于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在同中国人共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中文”。

    川口夫妇在歇子台生活了一年,亲身经历了整风、反右和除四害运动。眼瞅着身边的高级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派’”,他感到困惑,“我完全没有料到,党内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即使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旁观者,这时也多少看透了“引蛇出洞”游戏背后的机关:“‘整风’初期宣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等到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后,负责此项运动的人就将当事人所发表的意见整理成材料,并将其定为‘右派’。无论如何,当事者无法抹去蒙受欺骗而遭暗算的感觉。以后的运动大都蹈袭这种方法,并且愈演愈烈……从这时候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制度开始逐步丧失。”

    本文由betway必威登录入口发布于世界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一个日共党员眼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蜀汉国

    关键词:

上一篇:宣城铸钱史略考,掷地有声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