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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回到了宋代,地缘研究

发布时间:2019-11-26 23:13编辑:世界史浏览(85)

    原标题:【地缘研究】施展: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边疆

    原标题:电白千年古村落—庄垌!仿佛回到了宋代!

    原标题:清朝最残酷奇案:皇太极将姐姐凌迟处死

    作者系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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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沈阳大南门里路东一角,清初是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王府所在地。莽古尔泰曾经在这里与弟弟德格类、姐姐莽古济密谋设“鸿门宴”,谋害皇太极夺取皇位。“鸿门宴”事件被揭发后,莽古济及其党羽一千多人被处决。这件事成为沈城乃至清史上一桩最大、最残酷的奇案。

    关键词:超大规模性;草原;中原;边疆;豪族社会;平民社会

    村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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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开春以来一个多月里,先后去了两趟庄垌。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古村,据说南宋以前,这里便有了庄姓人家,后来黄氏蔡氏从福建莆田入迁庄垌后,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庄姓人家在庄垌村里从此销声匿迹。

    拔刀怒向皇太极

    中国是东亚轴心文明的载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历史上形成中国这种庞大的大一统国家,原因在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产生的农耕与游牧的对峙,两者的平衡是外部均衡,而中华帝国内部多元亚区域的整合是内部均衡,由于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不一样,整个东亚体系会向内部均衡方向演化,产生并维持了超大规模性的中国。其间中原与边疆互为条件,互构历史。从周秦至汉唐,中原对互市的控制促使游牧帝国的产生,而游牧帝国的军事压力又会导致中原豪族的兴起、政治秩序的衰败。唐朝的建立是依靠边疆的力量,重整中国秩序,而安史之乱终结汉以来的世族社会,中国的社会结构走向古代平民社会,从而走上了不可逆的大一统路径。元、明、清都是草原提供安全秩序和中原提供财政秩序的二元帝国。西方近代秩序的到来打破了二元帝国的内在均衡,导致中原秩序取代帝国秩序,边疆的意义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并作为一个问题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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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的嫡子,身任正蓝旗旗主,三大贝勒。论出身、地位本来都在皇太极之上。因其母与大贝勒代善关系暖昧,努尔哈赤不忍心将其杀害,仅以私藏财物为名把她休了。而莽古尔泰为取悦于父汗,竟残忍地把母亲杀了。这种禽兽般的行为使得莽古尔泰在后金国的地位、影响大为降低。以至于天命十一年(1626)在推举汗位继承人时竟无人提名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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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垌在电城东十里外,于我并不陌生,小时跟堂姐去庄垌村边蔗园捡柴草,有时还从蔗叶堆里翻出甘蔗,就坐在蔗园边啃吃,吃完才挑着柴草回家。儿时的记忆,庄垌只是一片砍倒成片甘蔗、散落着满地枯蔗叶的坡地,从来也没见过村子的尊容,因为村边都是密密麻麻的竹林围着。

    皇太极继位,莽古尔泰内心不平衡。久之,与皇太极矛盾日深。最终以“御前露刃”事件使两人矛盾达到白热化。

    一、超大规模性与多元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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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天聪五年(1631年),明朝大将祖大寿复修大凌河城。皇太极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这年8月,皇太极统帅八旗劲旅围攻大凌河城。莽古尔泰与其弟德格类率正蓝旗攻击城的正南面,由于这里是明军炮火最集中的地区,明军给莽古尔泰军卒以很大杀伤,莽古尔泰见状及时下令撤退。尔后,莽古尔泰请求皇太极将出哨的正蓝旗护军调回,以补充军力,以利再战。这本来是合理要求,可皇太极不等莽古尔泰奏请完毕,就下令护卫备马,说是有要事要办。

    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地区与其他文明区域的交往规模很小,是一个相对孤立发展的体系。之所以称其为一个体系,在于今天中国所覆盖的疆域,是由包括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在内的多重亚区域构成的。这些亚区域基于地理—气候—生态差异而形成,每个亚区域都面临着特殊的约束条件,从而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会形成大不一样的秩序逻辑。

    但是,从大人口中经常听到两个名字:“十九公”和“败家六”,这两位传奇人物都是出自庄垌。倒是“败家六”的传说听得最多,此人家境富有,挥金如土。有个说法印象最深,“败家六”去邻村看大戏,夜深了,仆人劝他早点回家,黑灯瞎火的,连路都找不着。“败家六”取笑仆人多虑,他说,等会全村人都提着灯火送我回家。

    莽古尔泰见此情形大为恼怒,大声地说:“皇上对我有何成见请公开宣谕,不要这样为难我,我对皇上一直是处处顺承,可是我这样尽心竭力星上还是不满,皇上是不是要往死路逼我?”

    这些亚区域的秩序逻辑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不断互构,互为条件,互为解释,互为意义背景。这种互构性达到了如此一种深度,以至于脱离开其中一方,完全无法解释其他方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因此就是这些多元亚区域持续地共生、互构的体系史。(相关的多元互构逻辑,参见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果然,“败家六”吩咐仆人从家里挑来银子,一路撒回去。这时邻村人都点起灯火,一路抢银子,直到“败家六”家门外。虽是民间传说,但大人都这么讲,只好信。在庄垌蔡屋村,确有此人。宋时,庄垌蔡氏是显赫家族,先祖在亷州(今广西合浦)当过太守。官职不小,相当于现今地级市市长。

    莽古尔泰边说边把手放到了刀柄上。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德格类看到这种情形,急步上前给了莽古尔泰一拳,提醒他莫干“傻事”。莽古尔泰更加怒不可遏,随手将刀拔出五寸许。德格类大凉失色,赶忙将其手按住,并用力把他推出御帐之外。

    要理解中国历史,有两个要素是我们必须纳入考量的前提。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个要素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中国历史的主要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主要切入点,都在对这两个要素的把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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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莽古尔泰在弟弟德格类的劝说下,以自己饮酒过量,导致狂言失态为借口,来到皇太极黄帐前向皇太极陪罪,但被皇太极拒之帐外。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世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十九公”即“黄十九”。过去对这个人物一概不知,只闻其名。这些年清明上山祭祖,路过一处牌坊,上书“忠烈侯大道”,也大略知道从这条大道进入不远的山边,有座“忠烈侯庙”,庙里供奉着的,便是“黄十九公”。仅此而已,也从没想过深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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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对比东西方文明,更容易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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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弟密谋“鸿门宴”

    与中国的中原地区相比,欧洲的地理非常破碎,人口也稀疏得多,这意味着,收税的成本很高,统治的成本也很高。古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有好多人都尝试过要一统欧洲,诸如查理曼大帝、拿破仑,都曾经短暂地统一了欧洲。但是他们对欧洲的统一没法持久下去,即便能够短暂地做到,很快又会瓦解了。因为无论哪一个政权想要一统欧洲,都很难低成本地获得足够规模的财政资源,从而对那些反抗的区域性政权获得压倒性优势。所以欧洲的大一统在瓦解之后就没有再恢复过。

    近日应乡人蔡志强先生邀请,又作庄垌行。原本想去村里看一处老宗祠,虽破败不堪,但残墙断壁上的青砖,散落在院内荒草丛中的朽木残瓦,废弃在宗祠门外的石墩、石条、门槛石,也足以让人想象得出这座黄氏宗祠当年的气派。

    后来,莽古尔泰被判革除大贝勒名号、夺五牛录人口、罚银一万两。

    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原地区土地辽阔平坦,人口稠密,中央政权征税的难度远远小于欧洲,统治的成本也低于欧洲。所以在汉帝国瓦解之后,还能再统一起来。只要社会结构变得足够扁平化,世家大族被打碎成为小家庭的结构,中央政权就能突破一个门槛,使得它相对于任何地方政权都有压倒性的实力,大一统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发生在“唐宋之变”,所以,在宋代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长期分裂的状态,一个大一统帝国结束了,取代它的不是分裂,而是另一个大一统帝国。这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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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古尔泰对这个判决结果并不在乎,在乎的是彻底得罪了皇太极,给自己的前景蒙上了阴影。所以内心十分懊丧。姐姐莽古济、姐夫琐诺木对弟弟的遭遇甚感同情,特地从开原赶来相劝。

    说得更准确点,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陪我们来看宗祠遗址的是庄垌黄屋一位年过花甲长者,开始并不在意他的存在,只当作陪的村人,没想从这老先生口中说出的每句话,都有故事,有历史,有学问。他说,村中原来有九座大宗祠,现时都没了。

    酒过三巡之后,莽古尔泰借着酒兴,把一直深藏在内心的想法坦吐出来。他说:“我现在把皇太极彻底得罪了,今后恐怕也没啥好果子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找机会把他除掉,夺取汗位。如果这招失败,我们就退到开原,开原城大坚固,在那自立为王。”史料记载,莽古尔泰的计划是,在家里摆“鸿门宴”,宴请皇太极,用药酒将其“鸩杀”。弟弟德格类、姐姐莽古济以及姐夫琐诺木听到这个计划很感震惊,劝莽古尔泰不可莽撞行事。莽古尔泰却说:“我不杀他,他必杀我,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见莽古尔泰如此坚决,姐弟三人最后同意了莽古尔泰的计划。

    相应地,在古代历史上,东西方世界的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也有着重大区别。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在多元竞争的情况下,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统治正当性的问题;而对于东亚大陆的这个体系来说,其政治秩序的核心问题,是农耕与游牧这两大对峙区域,如何找到一种秩序安排,以便实现持久和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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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莽古尔泰将正蓝旗两位亲信主将屯布禄、爱巴礼,还有莽古济的亲信冷僧机一块请入密室。七个人歃血盟誓,按计划分头准备。

    东亚大陆的这个体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外部均衡关系,有的时候表现为内部均衡关系。外部均衡关系就是历史上多元亚区域之间的外部对抗关系,呈现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长期的冲突对峙,比如汉匈对峙、宋辽对峙、宋金对峙等等。外部均衡经常是通过战争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当然,此时的亚区域之间也还是互构的,中原与草原的历史逻辑仍然是相互解释的,无法脱离开其中一方来理解另一方。内部均衡关系,就是指多元亚区域被整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庞大帝国,如元、清等帝国;由于亚区域的形成是基于无法被消除的地理—生态—气候差异,所以统一的帝国内部仍然是多元结构,帝国通过对治理技术的改进,来调整亚区域之间的秩序关系。

    此语一出,我深为震撼。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小村庄,过去曾经有九座大宗祠!用今人眼光来看,实在不可思议。原本想看完老宗祠往回走,天色灰蒙,已近傍晚,但我总觉得,倘若匆匆离开,总会错过一些什么,也就由着老先生娓娓道来的讲述一路走下去。

    琐诺木感恩告密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均衡关系的组织成本是不一样的,对整个体系来说,最终会向整体组织成本更低的方向演化。外部均衡下,对峙的各方都要维持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体系的组织成本居高不下;内部均衡下,帝国的军队规模就小得多,组织成本大幅下降。那么,在不存在外部要素扰动的情况下,东亚大陆这个体系最终就会向内部均衡的方向演化,而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就是这种内部均衡的最高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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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琐诺木本是蒙古傲汉部的贝勒,天聪元年(1637)归附后金。皇太极为笼络傲汉部,将寡居的姐姐莽古济公主下嫁给琐诺木为妻。随后,又将开原城赐给他们为属地,在开原城内修公主府。还赐给他们大量牛马、人丁,金银,衣物。所以,琐诺木对皇太极感恩戴德。

    由于前述的超大规模性所引出的历史逻辑,在内部均衡状态中,一方面,边疆必定会被整合到帝国当中,从而形成远超中原的超级大一统;另一方面,边疆与中原有着一系列的差异,如何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边疆,也会成为中国政治秩序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越往深处走,就越觉得这个地方厚土之下埋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一路走过去都见到不少散落废弃在村路边,或垒上猪圈围墙的老砖、石板条、门槛石、石墩子。每到一处歇脚,都有老人指着这些遗物跟你说起一些往事,他们黄家当年如何的了得气派。那段老时光,像他们身上的气息,弥久不散。

    正因为如此,琐诺木参与正蓝旗“鸿门宴”立誓之后,心中总感到有些亏心和焦虑不安,便向皇太极告密。

    要理解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于中原与边疆的互动逻辑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而这种互动逻辑,又随着中原地区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有着相应的变化。从汉唐之间的世族社会,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线索,对应地也有着东亚大陆体系的变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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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谋“鸿门宴”后不久,莽古尔泰突然“中暴疾不能言而死”,这令大家十分震惊,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没敢按计划实施。二年之后,德格类也遭受与其兄同样的病症“暴亡”。

    二、中原—草原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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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古尔泰与弟弟德格类是不是死于皇太极之手,没有依据,不好妄猜,只能说二人死得突然,让人无法不生疑。

    与中原豪族社会的形成周秦之变经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秩序变革之一。但人们较少注意到,周秦之变不仅仅带来了中原秩序的巨大变革,同样在草原上也带来了巨大变革,可以说,正是周秦之变使得草原上开始出现游牧帝国,进而浮现出贯穿此后整个中国历史的边疆问题。

    后来走到村边,一堆巨石堵住去路,约半亩地宽大,高十丈八丈,石顶古榕覆盖,枝叶密不漏光,气息潮湿,郁郁茂茂,树根几乎将整座巨石包裹过。树下设有石台石凳,旁边供奉着“土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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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涉及到草原与中原的不同秩序逻辑,需要先对此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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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古济惹恼皇太极

    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无法像中原一样以农耕的方式谋生,只能以游牧为生。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互为条件——通过官僚征收赋税,通过赋税养活官僚——但它们的建立都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草原上因此无法建立官僚制,因为其根本无法建立必须的中央财政。

    一老妇说,她初嫁来时,这一带全是海,海浪常常扑到石上来。这我才明白,这堆巨石,原来是海边岩礁,难怪表面如此圆润光滑,那些棱棱角角,都被海浪冲刷个精光了。

    莽古济与皇太极是同父异母姐弟,皇太极之子豪格娶了琐诺木前房所生的女儿为妻,所以,莽古济既是豪格的姑姑,又是他的丈母娘。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草原上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个熟人社会,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认为,人类的大脑能力决定了个人能够拥有稳定社交网络关系的人数上限是约150人,这被称为“150人定律”,也被称为“邓巴数字”。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从依靠熟人关系治理,到依靠规则治理,群体规模的临界点就在150人左右。参见[英]罗宾•邓巴:《你需要多少朋友:神秘的邓巴数字与遗传密码》,马睿、朱邦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2-26页。)

    这里,正是“海铺”。一处当地最古老的商埠遗址。它的存在,要比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神电卫,早好几百年。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打败蒙古共主林丹汗,获得林丹汗八大福晋。皇太极自已娶了两位,又将其中长得最为俏丽的伯奇福晋赐给了儿子豪格,其他五位美妇也都给了几位王爷。

    草原上的资源有限,除了肉、奶等少数产品外,游牧者需要的很多种生活资料都要从南方农耕地区获得。获得的办法有两种:战争与贸易,而贸易显然是成本更低的办法。问题于是转化为,中原地区是否愿意与草原贸易?只要中原没有统一,则中原的诸侯国会竞相与草原部落进行贸易,因为它们能从草原买到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不与草原贸易的诸侯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战争中很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如此一来,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会使得草原与中原的贸易条件达到一个大致的市场均衡价格。对于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来说,这样一种贸易条件是令人满意的,无需联合起来向中原争取更好的条件,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获得比市场均衡价格更好的贸易条件。对小部落来说,倘若联合起来,不仅其自主性会受到约束,贸易的利润也会被盟主剥去一层,还不如联合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原统一,则中原帝国就可以用政治手段,或者关闭贸易,或者规定一个远远偏离于市场均衡价格的贸易条件。草原上的诸多小部落面对这种状况,通过战争获取必需品会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要想对中原发动战争,小部落便必须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部落联盟,强大的游牧帝国于是出现了。(笔者的相关思考深受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格鲁塞、杉山正明、王明珂、姚大力、罗新等人著作的启发。([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贺严、高书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笔者还拜读过姚大力和罗新两位先生的多篇相关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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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古济听说此事后大为不满,她当即找到皇太极,当着众人面质问皇太极:“你给豪格娶妻,我的女儿怎么办?”皇太极好言相劝,莽古济根本不听,一脚踢开营帐门,上马就奔开原方向跑去。

    也就是说,中原不统一,草原就不会统一,或者即便统一了也很快便会解体;中原统一之后,草原便会统一。而一旦草原统一了,反过来会对中原构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成为中原帝国存续的首要约束条件,进而改变中原内部的演化路径。这在汉朝前期,便带来了中原社会从散沙状的平民社会向豪族社会演化的过程。

    黄老先生一路领着我们走,沿着村庄边一条沙土路,路基上偶见裸露地表的风化石和条砖。黄老先生说,走过的这段路,就是旧时的“海铺街”,约七八米宽,二三十年前还好好的,后来水土流失,路基也没了。

    大贝勒代善此时也在营帐中,见妹妹生气,也没多想,急忙乘马就追。追到莽古济后,代善把莽古济请到自己营帐内,设宴招待,临走时还送给妹妹许多礼物。

    汉承秦制,商鞅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在汉代也被继承下来;秦汉的农村都是杂姓村,不许同姓聚居。这类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打为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如此则一方面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基,一方面民间愈发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利于集权秩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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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听说后,说:“代善与莽古济的关系本来并不和睦,可是,当我与莽古济生气出现矛盾时,他却把莽古济请到家里,又是请吃,又是送礼,他想干什么?”又说:“你们如果如此悖乱,推举别人为汗,替代我好了!”

    汉初诸帝面对天下初定的格局,对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社会经济获得了几十年的恢复期。文景之治给汉朝留下了丰富的积蓄,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尽此蓄积,北击匈奴凡四十四年,数封狼居胥。匈奴百姓妻子离散,不胜悲苦,然中原人民也未尝好过,“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资治通鉴•汉纪十五》)。过半的户口损失,不是因百姓战死沙场,而是其苦于皇帝筹措军费征敛无度,遂抛弃田园成为流民。“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未成为流民者,也托庇于豪族,隐匿其户口,逃避朝廷的赋敛;而堪称地方土皇帝的郡守以及诸侯王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躲避中央的节制,也有与豪族结盟共抗朝廷的动力。中原于是开始进入豪族社会。(豪族的来源,有秦末汉初的六国贵族后裔,有私人工商业豪富,有汉初军功集团后裔,有豪杰游侠,有地方强宗大姓,等等。参见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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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极随即拔营而走,先行回到盛京,连续八天关闭宫门不理朝政。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草原秩序与中原秩序深刻的互构关系。中原与草原,任何一方的历史脱离开对方都无法获得有效解释,双方互为条件,在对方处激起的社会—历史演化还会不断地反馈回己方,并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演化。这样一种互动、互构的历史,使得农—草双方在更高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共生体,这是双方在真正意义上共享的历史记忆。

    过去,这条石头路从海边小码头通向村头墟场,墟街两边有米店、药店、杂货店,还有海鲜农作物小集市,每逢墟期,都异常的热闹。黄老先生说。后来呢?我问。黄老先生说,1958年围海造田,从此庄垌村人再也见不到海。从黄老先生话语中,听出世事的无奈,有种沧海桑田的感慨与悲凉。

    莽古济根本不知道皇太极的滔天怒火来自哪里,仍愤愤地说:“我是你的姐姐,就是说了点过头的话,还至于你生这么大的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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