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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石器引发人类迁徙讨论,七读子弹库帛书

发布时间:2019-10-26 00:35编辑:世界史浏览(196)

    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分为奥杜韦石器和阿舍利石器。距今约260万—170万年,人们用的是比较粗糙的奥杜韦石器;之后用的是更大、更沉、有锋利边缘,也更高级的阿舍利石器。《自然》杂志(2011年9月1日出版)近期刊登报告说,研究人员在肯尼亚西北部图尔卡纳湖边的沉积中发现了一些石器,包括鹤嘴锄、手斧等,一些石器呈椭圆形或水滴形,较尖的一端两面有打制的痕迹,中部两侧有锐利的石刃,具有阿舍利石器的典型特征。据测算,这些石器距今约176万年,比之前人们所知最早的阿舍利石器还要早35万年,是迄今为止此类石器中最古老的。这些石器能压、切、削,早期人类用它们可以切割动物,砸碎骨头获取有营养的骨髓。对古人类来说,从制造奥杜韦石器到制造阿舍利石器是一个技术上的巨大飞跃。

    最新遗传学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可能直接源于最早的几批离开非洲并在世界各地居住的人群之一,而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迁出非洲的只有一批人。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除了阿舍利石器,研究人员在同一地点还发现了奥杜韦石器。同一地点发现两类石器引起了有关古人类如何迁徙的一些讨论。因为阿舍利石器几乎都是在直立人活动的地方发现的,一般认为阿舍利石器和直立人活动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欧亚大陆,如格鲁吉亚境内距今约170万年直立人活动的地方,却没有发现阿舍利石器。如果像很多考古学家认为的那样,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然后迁徙到亚洲,为什么直立人没有带着阿舍利石器去亚洲?对这个问题,有人认为是因为当时非洲存在多个技术水平不同的古人类群体,它们分别独立地向外迁徙。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制造阿舍利石器的技术在迁徙过程中失传,很久以后才被重新发明。

    《科学》杂志(Science)发表论文称,在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壮举中,研究人员用100年前一名澳大利亚年轻土著居民捐献的一缕头发组成了一个基因组,将这个DNA与两名西非人、三名中国汉族人和两名欧洲人的全基因组进行对比,并与其他的部分基因组进行对比。遗传标记能够代代相传,研究基因传递能揭示不同种族之间的迁移方式。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Associated Press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摘自光明网

    威勒斯雷夫(Eske Willerslev,左)和拉斯穆森(Morten Rasmussen)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一家动物学博物馆。这项研究显示,第一批非洲人迁移到澳大利亚是在6.2万到7.5万年前,由此产生了澳大利亚土著人,而第二批是在约2.5万到3.8万年前,产生了现代欧洲人和亚洲人。最终的迁移方向是一个向北一个向东。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澳大利亚土著人可能是非洲以外最古老的连续进化的人种之一。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帛书。

    还有一个结论是:这些早期的人类探索者迁出非洲时具备惊人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可能是沿着现在东南亚的南部海岸出发,最终到达澳大利亚。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进化生物学家、上述论文首席作者威勒斯雷夫(Eske Willerslev)说,虽然当时的海平面较低,但他们应该得用船,他们也不可能从距离东南亚海岸约50英里(80公里)的地方看到澳大利亚的大片陆地;以前我们以为他们只是在到处漫游,现在看来是低估了他们。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上述最新发现不可能为人类如何分布于整个地球盖棺定论。其他的DNA证据都支持非洲仅有一批迁移者的传统观点,迁徙时间约为6万到7万年前。根据这种模式,早期探索者迁移到阿拉伯半岛,其中一群人分道扬镳往北走成为欧洲人,另一群人落户在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在欧亚大陆的剩余部分,包括现在的中国在内,那个时候居住的是向北迁移的东南亚人。

      不过,话说回来,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的,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英格兰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考古遗传学教授理查兹(Martin Richards)对《科学》杂志中的这项研究表示怀疑,他读了这篇论文但并未参与研究。他说,这篇文章提出的多批迁移论完全是来自一个新开发的统计测试,仅仅是基于四组完整基因组;现有的其他分析学说都不支持这个观点,而且很多还与之相反。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之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他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基因测序技术的力量及迅速降低的成本正在改变科学家研究人类进化和迁移过程的方式。2009年,科学家宣布初步完成了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的基因测序;后来发现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可能是杂交繁殖,现在人类的某些抗病基因源于这些远古的交配。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科学家希望用相似的遗传学数据来重建近代种族和文化的历史。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存在很多挑战,并且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挑战。威勒斯雷夫和他的同事们需要一位未携带欧洲移民基因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的DNA。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甚至可以说,错得一塌糊涂,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威勒斯雷夫从一位100年前居住在澳大利亚西南部偏远地区的土著人的头发样本中找到了他需要的DNA。在英格兰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保存的藏品中找到这个样本后,他前往澳大利亚西南地区,从当地土著部落那里获得了该样本的使用许可。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人类的基因组包含30亿个DNA硷基对。但这个百年头发样本的DNA已经分解成了数百万个片段,每个片段的长度平均为69个硷基对。科学家们只能重组其中60%的基因组。通过将其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组进行对比,威勒斯雷夫和他的同事们得出结论,还有几批人从非洲迁移到了亚洲。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这可能并不是最后的结论。理查兹说,我们需要与更大规模的基因组序列进行对比,以确认从非洲向东迁移的人类是只有一批还是多批。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在这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Gautam Naik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义是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文字破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白搭。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很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这一发现太重要。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目前,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三十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器的学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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