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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博创意产业,林惠祥与台湾少数民族研究

发布时间:2019-09-25 17:50编辑:世界史浏览(149)

      林惠祥(1901~1958),又名圣麟、石仁、淡墨,原籍福建晋江。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考入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系,师从美籍人类学家拜耶(H.Otiy.Beyer)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和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和民族学。1927年,在《归纳学报》发表《由民族学社会学所见文化之意义及其内容》;1928年获得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后,经由毛国庚推荐赴北京拜见蔡元培,蔡元培时任由教育部改称“大学院”的院长,林惠祥遂在大学院任特约著作员;1929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蔡元培亲任组长并主持国内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工作,林惠祥则担任民族学“专任研究员”并受蔡元培委派,只身一人跨海赴台进行台湾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1930年出版《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惠祥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类博物馆(我国第一个人类博物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拓展文物利用、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现就如何落实此项工作部署略陈管见。

      林惠祥对民族文化和中国民族的来源及划分系统等问题颇多创见,他的《文化人类学》一书确立了中国人类学体系,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欢迎;另一著作《中国民族史》获得国内外学者好评。

    一、发展文博创意产业要与时俱进、多措并举

    基因突变点分析人种起源

      为普及人类学知识,1934年,林惠祥运用自己搜集、发现的考古和民族文物,创办了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携带文物避难南洋。日军侵占南洋后,他避居后港务农,生活极其艰苦,仍千方百计保存文物图书。当时,外国学者要用高价收购他所藏的文物图书,他始终拒绝,不为金钱名利所动。有一次,日本宪兵无理搜查他的住宅,他家里收藏有一箱古武器,若被查出,文物难保,他也会有生命危险。在搜查中,他面对强暴毫无惧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侥幸逃脱劫难。1951年,他将搜集的人类学珍贵文物图书捐献给厦门大学,还把自己仅有的1幢楼房捐赠给厦门大学。他爱好武术,经常在学校运动会上表演,屡获奖状。1958年6月2日,林惠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骨灰安葬在厦大校园内。

    我国目前拥有76万余处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日益增多、价值珍贵的世界遗产地和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分布广泛、灿若星河的名城名镇、传统村落等各类史迹名胜。除此之外,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数据的最新成果显示,全国约1.5万个各类国有单位收藏保管的国有可移动文物达4800多万件,其中博物馆文物藏品占比超过75%。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其所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所积淀的智慧、审美、活力和创造精神,正日益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源,也为发展文博创意产业提供了强力支撑。

    有观点指出,人类每一代遗传中,DNA都会经历神秘的塑造,有重组也有保留,这是我们与祖先既有相似、也有差异的原因。其中构成生命的遗传基因中,男性DNA中的Y染色体是代代相传的,子代能完整继承父代的Y染色体主干不受混血影响,保证Y染色体主干的严格父系遗传。

      “林惠祥教授是一位全域性的人类学研究者,这在今日分工精细的专业领域中,确是不常见到的全才学者。林教授对一般人类学、对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以及对考古学都有高度兴趣与热心,并完成很多开创性的研究,是我国早期人类学的先驱与奠基者。林教授为学最为特别之处是精细、有系统,但又能提出创建,为后人开辟新研究领域,实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重要的先驱学者。”这样的评价由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所作是极其罕见的,林惠祥的学术地位也就可见一斑了。

    发展文博创意产业,要求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文博单位,既要始终不忘初心,担负起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责任与使命,又要与时俱进,创新体制机制,统筹谋划,多方施措。一要创意优先,力求传统与现代、古朴与时尚、审美与实用的相互结合、相得益彰。二要丰富内涵,深度挖掘文化遗产的精神文化价值及审美意趣,凸现中华文明底色和时代发展特色。三要打造品牌,顺应“互联网+”大潮下“粉丝经济”时代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完善实体店与网店营销渠道,优化下单、支付和派送环节,健全售后服务保障,注重提升品位与质量,在竞争中积聚人气,赢得市场。四要贴近生活,把脉大众文化消费取向,探索推进供给侧改革,不断推出适销对路的文博创意产品,满足受众的文化体验需要和市场需求。五要群体合作,加强文博机构、文化企业之间在创意、设计、生产、销售以及投融资、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积极整合优势,逐步壮大实力。

    而人类从诞生到现在的突变点,也被人类学家们绘制成了国际通用的谱序。12月5日,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宣布,从西班牙北部洞穴中发现的距今40万年前的原始人类骨骼中提取DNA,并成功解读遗传密码。

      先驱和奠基:林惠祥与《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

    二、文博创意产业及相关经营活动应当坚守道德底线

    本次研究获得了线粒体基因组测序结果。研究人员说,他们本以为将从中发现这种古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渊源,因其骨骼特征与尼安德特人相似,并且后者曾在欧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占统治地位。然而基因比对显示,这种古人类与西伯利亚地区古人类丹尼索瓦人更相似。

      1930年,林惠祥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由中央研究院以“专刊”的形式出版。李亦园认为:“《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家研究台湾高山族的轫始。”

    betway必威登录入口,尽管文博单位属于公益事业范畴,但从国际上看,博物馆生存、运转所依赖的财力支持,并不完全依赖政府拨款。欧美国家的许多博物馆既积极争取政府给予的资金扶持,同时更努力通过门票和经营创收、接受社会捐赠等获得经费支撑。其中,他们最基本的做法是,通过履行自身使命、向公众开放常设陈列、藏品资源,以及举办特别展览和巡回展览、开发经营文化产品等,为社会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的文化服务来获取经济收益,促进博物馆自身发展。

    研究人员解释说,这个结果有可能说明,胡瑟裂谷古人类或许与尼安德特人及丹尼索瓦人都有血缘关系,而这将使欧洲古人类的家谱“更加混乱”。此前就有研究称,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可能曾发生过杂交。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分为“番情概说”、“标本图说”、“游踪纪要”和以附录形式存在的“中国古书所载台湾及番族之沿革考略”这4个部分,这样一种多学科、多视角、多形态的多元著述范式,无论是在同时代的人类学民族学著作中,还是在当下的学术著作中都相当稀见,这足见林惠祥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方面的用心。

    从我国情况看,《博物馆条例》所确立的博物馆的非营利属性,指向十分明确,确指从组织的目的上来说,博物馆的宗旨并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实现公益。因此,博物馆尽管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性业务而获得剩余收入,但不能进行剩余收入(利润)的分配,即要坚守“禁止利益分配原则”。

    今年10月,一名在2.4万年前死去的西伯利亚男孩的完整核基因组(真核生物细胞核染色体所包含的全部遗传信息)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这是迄今为止现代人中最古老的完整基因组。他的DNA显示其与当今的土著美洲人(美洲印第安人)有着紧密联系。然而,他显然不是东亚人的后代,而可能是欧洲人或西亚人的后代。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古DNA专家EskeWillerslev称,这一发现意味着,现在1/3的土著美洲人的祖先可以追溯至欧亚大陆西部,而另外2/3来自东亚。

      从包含“附录”在内的整个文本全貌而言,林惠祥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范式实际上涉及包含新旧民族志在内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这3个面向。首先,林惠祥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当中将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而依据人类学田野调查成果对汉文正史典籍中关于台湾的记述第一次做了对比验证,而他关于“古书所述之夷州(汉至三国)及流求(隋至元)皆指台湾,其记载皆可取为考究番族古时状况之绝好材料”的研究范式则一直是大陆学者运用最为熟练的研究手段;其次,林惠祥所开创的以田野调查与考古学、历史学三者综合运用于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传统,在迄今为止的两岸学人的著述当中依然并不多见,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林惠祥的研究尚难以接续下去;最后,林惠祥以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在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这3个面向上都提出了至今仍存在于两岸学界的观点,其所涉及的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确然的解答,其中最为重要的焦点议题就是所谓的台湾少数民族的起源问题。因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的确无愧于一部“开辟荆榛之作”。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博物馆的经营活动可知,从最初曾引起舆论诟病的国有博物馆依托城市中心地段区位、场馆优势,出租展厅举办家具、服装等商品展销会为标志的“三产”创收,到今天各类文博开放机构面向观众、游客的艺术品、纪念品商店等,已将文创研发和服务融入经营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践证明,博物馆的专业品质与职业操守要求自身:开展经营性活动不得脱离或违背其宗旨使命。博物馆应当科学发掘、合理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及其文化内涵,通过开发文化产品,提供差异化优质有偿服务等,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使博物馆藏品“活起来”,并可以结合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满足广大公众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的愿望,支持多样化的文化消费,同时有效增强博物馆自身造血能力。

    新技术是借助手段不是论断手段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郭志超曾经专就林惠祥的学术研究指出,“近20年来,在人类学的反思中,民族志传统的表述方式受到质疑和批评,那就是在民族志文本中看不到调查者的踪影,处于隐形状态的民族志写作者完全操纵了文本的解释权,读者难于督查民族志资料的可信程度,彷佛民族志所描写的都是没有滤过调查者主观的纯粹客观,虽然传统的民族志工作者也会在田野日记中诉说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却不会在民族志里加以披露。在对传统民族志文本表述质疑和批评的同时,新民族志主张民族志工作者应在民族志中暴露自己,写出他们与当地人的行为互动和心理互动。新民族志这种合理的提倡正在愈来愈受到肯定”;“令人惊异的是,在《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中,竟可以看到新民族志所提倡的某些方法在林惠祥的民族志中已经有了不自觉的初步实践”。

    为促进有关经营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博物馆仍需在职业道德建设上加强规范,进一步明确博物馆的性质、任务与社会责任是什么?博物馆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要强化博物馆伦理意识,确立道德“底线”,建立负面清单,譬如:不得妨碍社会公平,包括要对社会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老幼及残障人士等特殊受众予以贴心关照;不得损害公众利益,包括节假日开放并酌情增加服务内容、延长开放时间等;不得征集、收购赃物或来历不明的、涉案的文物,不得违法违规、不当处置藏品;经营活动也要以社会效益为主为重,不得唯利是图;展厅里不宜举办带有估价标识的文物艺术品拍卖预展及槌声起落的竞拍活动,也不宜像商场一样,充斥明码标价的文物展销等。

    过去,当古墓发掘之后,对于墓主人身份的认定,考古工作者更多地是依靠同时发掘的陪葬物品、残存文字、葬制规格等进行推断。一旦墓葬被严重破坏、缺乏文字史料等,就很难断定墓主人的身份。

      《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认识从一般性的认识发展到专业的学术性研究层面。在林惠祥之前,大陆读者关于台湾少数民族的了解相当肤浅,其中以讹传讹的记载也不在少数。例如在1935年出版的《大同书》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康有为这样描述“台湾生番”:“面型横阔而肉黑红,悍气如野兽,有买其少女归而育之,长大则渐娟好如常人。”

    三、要让文博单位有本事以文博创意产业经营所得做好公益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表示,对于利用DNA技术考古,由于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他并不了解,也无法置评。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古陶瓷专家冯素阁也认为“未来科技手段只能作为‘眼学’的补充,不会成为权威和唯一的鉴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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