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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南汉国海外贸易的神秘面纱,湖北枣阳考古

发布时间:2019-09-25 17:50编辑:世界史浏览(55)

      (17)孟凡人:《楼兰新史》,第101—114页。

    “可以说,至少直至战国中晚期,琴的地位比瑟更高。”张翔说,但是目前考古界对其了解甚少,还要等待实验室的清理、绘图、拍摄之后,考古专家再展开进一步研究。(来源:中国新闻网)

           1997年,一支由德国和印度尼西亚联合组成的水下勘察公司在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海域25米处发现了一艘10世纪的沉船。该船长约30米,宽约10米,因沉船所在位置毗邻印坦油田,该船被命名为“印坦沉船”。

      (23)《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方勤同时介绍了瑟出土的情形:瑟长180厘米,宽34厘米,瑟枘是羽人的形象,弦孔和首岳亦很清楚。此前我国从未发现相对完整的春秋早期的瑟。  

      印坦沉船上共出水97枚银锭,大部分以银箔封套包裹。当代历史学家杜希德、思鉴认为,从那些可辨读的铭文来看,这批银锭约5000两重,价值高昂,来源于盐利专卖系统的分支机构,可能暗示着这批银锭是南汉国库支出款项,由负责贸易的官员用来购买政府或君主所需的东南亚商品。通过研究,杜希德、思鉴认为,南汉国“不但恢复了与南海国家的跨海交流,而且沿用了唐代政府的舶来品管理交易系统”。

      (原文刊于:《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02期 )

    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是春秋早期的一处遗址,距今2700年。墓地处于随枣走廊入口,是我国古代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  

      通过这种制度,唐王朝控制着海外贸易,直至大中四年(850),这是目前已知记载中最晚一次派遣市舶使。随着唐末割据势力崛起,海外贸易的市舶管理权逐渐由地方势力掌握。

      在人类史前时代,东亚、地中海、中南美、南亚次大陆等地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上述不同“文化”发展出了东亚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中南美文明等,它们之间早在远古时期已经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我国考古发现的史前与先秦时代的农作物小麦、家畜的牛羊与马(这种马是古代印欧人首先在黑海—里海北岸培育成功的)、交通工具的马车、金属冶铸、金器、玻璃器(钙钠玻璃)等,可能受到地中海文明的影响。东亚的中心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在史前时代已经西渐。公元前四千纪后半叶,仰韶中晚期文化进入河湟地区和岷江上游;公元前三千纪前半叶,传入到黄河上游、川西北地区及河西走廊西部;公元前三千纪末,西进至新疆哈密,来自东方的蒙古人种与从新疆北部南下的原始高加索人种,在哈密发生碰撞并出现融合。西传过去的也包括农业。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博协乐器专委会执委张翔告诉记者,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这对琴、瑟其实并不“和谐”。他向记者展示一张从南往北拍摄的曹门湾86号墓的图片,琴位于棺的东北角,因具备礼用功能,摆放在礼器的位置。而瑟处于棺的南部,只具备乐用功能,属于“实用性”器物。  

      南汉向海外大力拓展势力,积极经略海洋。乾亨二年秋,高祖派大将梁克贞、李守鄘攻交州,破之,缚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尽管后来南汉没有实际控制交州地区,但交州与南汉保持了藩属关系。当年十月,刘岩又派梁克贞统率舰队远航占城,“胁以兵威,载宝以还”,使南汉在南中国海地区声威大震,“海外皆慑服”。

      (12)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0页。

    《礼记》讲:“士无故不撤琴瑟。”《左传》讲:“君子之近琴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琴、瑟合称常喻以和谐之意,表达夫妻感情和睦、朋友情谊深厚。 

      根据船上“乾亨重宝”铅钱及刻有“桂阳监”等铭文的银锭,历史学家判断印坦沉船大约在公元920年至960年。沉船装载了大量货物,包括少量金饰,百余个规格一致的铜块、锡块,中国的铜镜,东南亚的青铜镜、青铜佛像等青铜器,中国定窑、繁昌窑、越窑以及广窑的瓷器,97枚银锭(每枚重约50两,共约5000两),145枚南汉“乾亨重宝”铅钱等物品。其中爪哇铜器、瓷器和刻有“桂阳监”、“盐税银”、“盐务银”等字样的银锭和南汉铅钱对沉船断代发挥了关键作用。

      “城址”是国家的政治平台。据文献记载,古代国家“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中国古代史上的“城”是政治平台,都城是国家的缩影,皇宫是国家的政治中枢。不同形制的城址是不同政体的反映。以楼兰地区为例,楼兰早期的城就其平面而言有两种,一种是圆形的,一种是方形的。在汉代经营西域之前,西域的城市布局主要是受中亚影响,城的平面为圆形;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城址发生变化,出现了内地特色的方城。方形城出土的遗物大多和内地基本一样,如文书和官印,它们是汉王朝在这一地区行驶国家权力的物化载体。西域汉代城址是汉代中央政府管理西域的物化载体,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汉代城址有多座。其中以轮台和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罗布泊和若羌地区的汉代城址较多、较重要。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介绍,本次郭家庙墓地出土的琴、瑟均出自曹门湾墓区的86号墓。琴长约92厘米,宽约35厘米,通体略似高髻人形,箱体整木斫成,髹黑漆,属于“半箱琴”。琴龙龈处有较深的过弦痕迹,首岳山嵌入琴体,旁有弦孔若干。  

      珠玑、象牙、犀角、宝石等海外舶来品是唐代宫廷的固定消费品。据文献记载:“南中有诸国舶,宜令所司,每年四月以前,预支应须市物,委本道长史,舶至十日内,依数交付价值,市了任百姓交易。其官市物送少府监,简择进内。”随着唐代航海技术日臻成熟,“广州通海夷道”形成,广州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唐开元年间,政府已开始向广州派遣市舶使。据统计,可考的唐朝市舶使有10名,集中于唐中后期,主要派驻地是广州。

      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垯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在武汉举办的湖北音乐博物馆“泛川古琴馆”开馆活动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发现了较为完整的琴和瑟,距今2700年,为目前所知最早,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的认知。  

      种种文献记录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南汉国与海外贸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印坦沉船的出水遗物则直接见证了南汉海外贸易的盛况。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还有工艺水平很高的铜狮、石狮、葡萄纹铜镜龟、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北庭故城遗址已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专家指出,本次郭家庙发现的这张琴比曾侯乙十弦琴早约300年,而这对琴与瑟的组合,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琴瑟和鸣”。  

      李庆新表示,印坦沉船的发现更加印证了在唐五代时期,在岭南地区存在以金银为货币的“特殊通货区”的事实。而从货币史角度来看,唐代岭南银本位制度在事实上已经形成,并在五代南汉国时期继续发展。

      ⑦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在考古发掘中,瑟多琴少,琴、瑟同出的概率极小。以前所知出土年代最早的瑟当属湖北当阳赵巷4号墓出土的春秋中晚期的两件瑟,其次是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两件瑟。琴的发现则屈指可数,一是战国早期著名的曾侯乙琴,也被称作“十弦琴”;二是盛唐时期的名琴“九霄环佩”。  

      存在“特殊通货区”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龟板上,经过验证,这些龟板来自马来西亚来的“亚洲大陆龟”。早在殷商时代,犀牛形象就进入中国青铜器艺术。战国秦汉时代流行铜犀牛,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青铜独角犀,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的错金银铜犀牛,还有汉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铜犀牛,唐高祖献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来自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犀牛有不同品种,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中国古代的犀牛及其作为模型的犀牛,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广州通海夷道”形成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中国》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将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又称“河间”)及印度的丝绸贸易路线,称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将其译成“Silk Road”,中文译为“丝绸之路”。这是第一次出现“丝绸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国学者阿尔巴特?赫尔曼(A. Herrmann)在《中国和叙利亚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并将丝绸之路延伸至叙利亚。现在,“丝绸之路”已成为古代中国、中亚、西亚之间,以及通过地中海(包括沿岸陆路)连接欧洲和北非的交通线的总称。由于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的这条交通路线必须途经一段沙漠地带,所以人们又称其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称“绿洲丝绸之路”)。与这一名称相对,后来学术界又陆续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等。那么,这些丝绸之路在历史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利用海贸之利稳固政治势力

      丝绸之路是“一条线”,这条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古代有这条线路呢?“线”是由千千万万个“点”组成的,考古学正是通过对丝绸之路上若干“点”的发现,连接了已经淹没于地下、水下的“路”。

      刘隐死后,刘岩继任清海军节度使,继续向后梁入贡。乾化元年(911),“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于梁,值数千万”。乾化二年,又遣使贡金银、犀角、象牙、杂宝货等于梁,价凡数十万。其中很大部分进贡物品来自海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庆新表示,刘氏进献贡物之多,诸国一时无与比拟,可见,对外贸易是刘氏立国的重要财源之一。《旧五代史》曾记载刘氏:“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据史书记载,南汉皇帝均是奢靡、残暴之君,但生活奢靡的另一面印证了海外贸易确为南汉带来了巨额财富。南汉大兴土木,兴建宫殿、离宫别苑,其中昭阳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榱桷皆饰以银;下摄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明,分列东西楼上”,且其余宫室、殿宇悉同之。在广州考古发现的南汉王宫、南汉帝陵出土的玻璃器、蓝釉大瓶等,也是海外之物。

      (14)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页。

      市舶使只是皇帝派出管理海外贸易的代表,市舶管理大权,实际上始终由岭南地方长官掌管,他们更熟悉市舶管理的方针政策。具体而言,蕃舶抵达港口后,先由地方政府向朝廷奏报,地方长官上船“检阅”(即例行检查),然后款待蕃商,举办“阅货宴”。蕃舶管理的真正核心是所谓的“舶脚、收市、进奉”。此外,地方长官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管理规程,解决中外贸易中出现的新问题。但各种史料显示,不少地方长官利用这些规程漏洞,“作法”兴利,或损公肥私,或敲诈勒索,无疑影响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

      ⑩《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勇 李永杰)

      ⑧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70.

      考古学家根据沉船遗物推断这是一艘920—960年(即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沉船。该沉船的发现揭开了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南汉国海外贸易的神秘面纱。鲜有史料详细记录的五代十国海外贸易,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草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五代时期,以刘隐、刘岩兄弟为代表的岭南武装势力掌握了外贸管理、市舶之利等地方大权。尽管史书中并没有详尽描述南汉如何进行海外贸易,但根据零散史料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足以证实,南汉利用海贸之利,稳固其政治势力。

      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很多例织锦上的汉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西域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23)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自当地高等级墓葬中。

      据史料记载,在南汉后主迎奉文偃真身入王宫供奉之时,“许群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观瞻”。有学者认为,这是外国商民在南汉首都兴王府居、贸易自由的体现。而广州城西的蕃坊,自唐代以来聚居着众多外国侨民,虽受战乱影响,但蕃坊与当地官府仍保持着和睦关系。

      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唐天祐元年(904)前后,作为南汉国的奠基者,刘隐已逐步控制了岭南地区。在奉中原为正朔时,他通过输送贡物讨好权臣朱温,以助其更好掌控局面。天祐元年,刘隐遣使者入朝贿赂梁王朱全忠,朱全忠称帝时,刘隐又“遣使进奇宝名药”,又在冬十月“奏进助军钱二十万,及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诸物”。十一月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稜、玳瑁器百余副,及香药、珍巧”。开平四年(910),“贡犀玉,复献舶上蔷薇水”。

      丝绸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使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亚建立了与汉王朝及其以后历代王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或叫“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种偏见:丝绸之路被描绘成中国“被”丝绸之路了,如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被认为主要是佛教寺院与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遗存。而从世界史角度来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是“被”丝绸之路的。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古玉,有些玉石的矿物成分与和田玉相似,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于阗(今和田)就可能与中原发生往来。先秦时代以于阗玉石制作的玉器在内地考古发现很多。1974年,殷墟妇好墓发掘、出土了500多件玉器,经过鉴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和田玉⑥。也就是说,在3000年前和田玉料就到了东方。它传过来的线路是,从和田到吐鲁番,然后北上通过新疆北部,到了现在的甘肃、内蒙古,再南至宁夏,然后再向东,经山西、河北南部至安阳,然后再往东到了山东,这是和田玉在3000年前的传播路线⑦。与此同时,具有先秦时代特点的内地文物,也在西域遗存中屡次被考古发现,如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秦代漆器残片、战国时代“四山纹”铜镜等⑧。考古资料还显示,从甘肃进入新疆东部的古代先民并未停止西进的脚步,他们以哈密绿洲为基地,沿天山余脉南北两路继续西行,一路向北进入巴里坤草原、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另一路向西进入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盆地。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航线最远可达印度南部东海岸之唐契普拉姆(Conjevanam)。④汉代中国境内的番禺、徐闻、合浦、交州等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港口,其中番禺尤为重要。后来考古发现证实,春秋战国时代,从东亚经过南亚至西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进行商贸活动,也有个别政府主导的“朝贡”“外交”和“文化交流”。这条丝绸之路主要不是贩运丝绸,从发现的沉船之内的“货物”来看,中古以后主要是外销中国的陶瓷。先秦至隋代以前,中国多是与西亚、中亚地区往来;南朝后期与波斯来往增多;唐宋元时期则以阿拉伯地区为多。中国唐宋元明时代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多有发现,这应该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遗存。那时,陶瓷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角,因此这条路又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薛宗正:《务涂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燧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籍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遗址见证历史重要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两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都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山东半岛战国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汉唐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其他域外遗物,还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列瓣纹银豆;山东青州西辛村发现的列瓣纹银盒;广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国遗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亚或中亚的银盒、金花泡饰,南亚的乳香;广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肉紅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银币和银器等。江苏、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多面金珠、罗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壶等。由此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线。至于汉代与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出土的众多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物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三、丝绸之路与“盛世”中国

      汉唐王朝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区“被”绸丝之路影响:天山廊道的古代农业经济与史前时代后期内地农业的东渐密切相关;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遗迹与遗存、众多汉唐烽燧遗址以及现存的坎儿井等等,都是丝绸之路影响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汉字成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汉字为主的文献典籍、汉字印章、高级服装上的汉字、石碑上的汉字、货币上的汉字,这些发现说明汉文化的西传。佛教虽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传入中国后的佛教被汉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连同道教、儒学,发展为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从南亚转到东亚、中国。

      草原丝绸之路与最早“中国”同步出现;沙漠丝绸之路为最初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开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佛教基本上从两条路线传入中国:一是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从南亚、中亚传至东亚;另一条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等地,然后沿长江流域向东至长江流域下游。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来往。(33)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四川、云南的考古发现指出,西南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其证据是云南大理、晋宁、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地发现的齿贝、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34)

      (32)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

      (28)洛阳博物馆黄明兰:《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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