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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缅甸进入东亚内陆,细述良渚八十载

发布时间:2019-09-25 17:50编辑:世界史浏览(100)

      80年来,良渚一直在带给我们惊喜。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云艳)

    4月1日,记者从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获悉,该所专家近日从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早期人类在到达东南亚后,除了海岸线迁徙以外,还经内陆迁徙路线从东南亚直接进入东亚内陆。缅甸地区很可能是早期人类到达东南亚后的一个重要的分化中心。

      先从最近的开始说。

      总之,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境内的大量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探索的广阔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工作不能仅限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分析,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如陕西考古研究院与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重要尝试,对金币本身的成分、制作工艺进行分析,获取更多的数据、信息。研究工作还应借助其他学科——如人类学、货币金融学的理论方法,拓展思路,获得更多、更有意义的成果。

      已有研究表明,人类在6万年前到达东南亚后,主要沿海岸线迁徙到达东亚。然而,根据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包括中国西南在内的东南亚北部地区也存在着古老的早期人类印迹。因此,这些现代人是如何进入如此内陆的地区仍不明确。
      为了寻找这种内陆迁徙路线的遗传印迹,在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与孔庆鹏研究员的共同指导下,博士研究生李玉春等搜集了来自缅甸的14个群体的845份样品,及已报道的缅甸及其周边115个群体的5,907个个体的线粒体DNA(mtDNA)数据。结果表明,缅甸人群中富集着大量的mtDNA基部世系,年龄在5万到2万年前,提示该地区很可能是早期人类到达东南亚后的一个重要的分化中心。
      有趣的是,缅甸人群和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群共享了一些单倍型类群。在47,873个亚洲人mtDNA数据里搜索后,发现这些单倍型类群仅存在于缅甸和中国西南,表明这两个地区确实存在直接的遗传联系。
      基于mtDNA全序列的系统地理分析表明,这些遗传联系一部分是近期基因交流的结果(如M24,M90和M91),而另一部分则很可能是缘于从缅甸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古老迁徙事件(如M54,M55和M84),时间可以追溯到2.5万到1万年前。
      该研究从遗传学的角度证实了早期人类在到达东南亚后,除了海岸线迁徙以外,还经内陆迁徙路线从东南亚直接进入东亚内陆。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Scientific Reports》。

      插播一句,这份报告的地位,在2015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考古学卷 第一分册》中,有这样的描述:是揭开江浙地区远古文化面纱的最经典的早期考古发掘报告。

      其次,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本身的物理特征有助于推动对中亚社会经济生活的研究。拜占庭帝国制作的金币对黄金要求十分严格,而拜占庭以外地区制作的仿制品在黄金成色、重量、币面图案的风格上存在差异。若对各地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的成分加以科学检测,可进一步细化仿制品的类型,判断其产地、制作过程以及制作者身份。

      “湮没不彰的浙江古代文化,更得重要的物证。”

      随着中国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数量不断增多,其研究意义更加凸显。首先,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有助于推动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研究。这些金币大多为索里得,是拜占庭时期帝国的基准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拜占庭政府对于索里得的制作与发行进行严格管理,其含金量一直保持在99%左右,重量在4.5克左右。实际生活中,由于使用中的磨损,索里得的重量会有所减少,因此需要定期回收重作。每任皇帝继位后都会发行新的货币,币面上的铭文包含皇帝的名号,图案中的皇帝肖像也会有时任皇帝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一枚索里得的形制判定其制作时间,而不同时期索里得形制的变化反映出拜占庭社会文化的变迁,如皇权的变化、基督教的影响等。

      现场响起了掌声。

      对金币及其仿制品所有者的身份、发现地点和金币在墓中的具体位置等信息加以考察,帮助研究者探究北朝的社会生活。如2012年洛阳北魏节闵帝元恭墓出土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币面完整,色泽光亮,几乎未经磨损。元恭身为皇帝但又是傀儡,这一特殊身份使其不可能直接从商人那里获得金币赠礼,再结合史书中记载的此前几年到访的萨珊波斯、嚈哒使团信息,那么这枚金币很可能反映出北魏末年中原王朝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往来;而2017年在西安西魏陆丑墓出土的两枚金币,则进一步印证了北魏末年至两魏分立时北朝社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再如,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发现的两枚金币和赞皇李希宗妻崔幼妃墓出土的3枚金币,是东魏北齐经由雄踞北方草原的柔然与西方连接的有力证据。另外,所有者的身份和金币发现地点还为粟特胡商内迁至中原后的社会生活研究提供新线索。如固原发现的粟特后裔墓群和陕西、洛阳等地发现的粟特后裔墓葬,共出土了金币索里得、金币仿制品和小金片三种类型,与金币集中在中原和一些贵族手中、金片集中出现在吐鲁番墓群的现象形成对比,促使研究者关注粟特人与这些不同类型金制品东传间的联系。总体上,根据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的入葬时间,北朝时期中原各地与西方的交往相当频繁,至少在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方面比唐初更为突出。

          今年,良渚遗址考古80周年,也是良渚古城发现10周年。良渚成了热词,有当“网红”的趋势。

      再次,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有助于推动我国货币史以及北朝社会史的研究。《隋书·食货志》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拜占庭金币在中国北方各地特别是在陕西、洛阳、宁夏、甘肃等地的发现,为隋书的记载提供了考古证据的支持,丰富了我国货币史的细节。

      11月25日,由浙江省文物局、余杭区人民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博物院、余杭博物馆承办的“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开幕。全国34个省市的考古文博单位、高校,近150名考古界大咖都来了——

      此外,被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普遍存在剪边和穿孔现象,这对于分析推测其制作与用途极为重要。如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中查士丁尼一世之前的索里得普遍被剪边,且切割极为仔细,铭文和图像以外的金币外缘部分被完全剔除,边缘还经过打磨,这有可能是某一政权的有组织行为。结合这些剪边金币的时间分布以及嚈哒地区对萨珊银币的剪边行为,我们推断嚈哒汗国在得到金币索里得后,将外缘的黄金剔除掉留作他用,被剪边之后的金币继续用于流通。若将不同地区发现的金币和仿制品上的穿孔加以对比,便可得出不同地域饰物特征的差异。如中国发现金币的穿孔位置多种多样,有单孔、双孔、三孔、四孔,且位置变化较多,蒙古国发现的金片则多为上下左右四个极小的孔,印度地区发现的金币和仿制品则是两个位置相邻的孔。这些穿孔位置的差异展现的是不同地区在使用其作为配饰时的文化差异。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的ppt上,放了一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奖牌的照片,奖牌上镶的是玉璧。“到今天,国际间仍以圆璧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

       自19世纪末以来,我国境内5至8世纪的墓葬或其他遗存不断发现来自西方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波斯银币,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媒体争相报道,民间收藏兴盛。其中,拜占庭金币的发现和研究,更新了学界关于中国与拜占庭之间经贸交流的认知,对以丝绸之路为通道的东西方经济、文化、政治交往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依据。一方面,金币携带着鲜明的拜占庭货币形制特征,以至于无论多少次转手,无论各地如何仿制,都可以追踪到拜占庭的源头。与之相比,中国境内出土的玻璃器皿或金银器皿虽然也具有极其鲜明的西方或地中海风格,但难以确定其来源。人们依据金币及其仿制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点,还原拜占庭经济、文化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传布和影响。另一方面,这些具有拜占庭货币特征的金币及其仿制品在出土时包含大量随葬信息,为研究者考察东西方各民族之间的活动与相互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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