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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博物馆镇馆之宝牛首爵,再论禹治洪水兼

发布时间:2019-09-19 02:57编辑:世界史浏览(165)

          目前,正逢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关键时刻。据统计,自2014年6月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建成启动以来,截至2015年2月,已经有近9000家单位在平台上完成了登记并启动藏品信息登录工作,全国各普查机构和收藏单位注册用户已经超过5万个,全国登录藏品总数已经超过1200万件。普查的目的是要建立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档案,给可移动文物一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应该是该可移动文物的基本信息,而不可能是全部信息。

      《周易·中孚》载:“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爵是古代一种酒器,商周时期盛行,多为青铜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爵通常无盖,有盖的爵非常少,著名学者、甲骨文专家许进雄讲“有盖子的爵可说不到百分之一”。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爵,非常罕见地带有盖子,盖端饰牛首,故名牛首爵。(图一)

          2016年8月5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以中国学者吴庆龙为首的科研团队的论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以下简称“吴文”)。吴文引起国内外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虽然吴文揭示的史前中国黄河上游积石峡地区因地质灾害造成的大洪水或许是事实,但将之与文献所载禹治洪水之事联系在一起,并用以说明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却缺乏足够证据。更有少数学者袭用“古史辨”派的说法,称禹治洪水是一种神话,禹建立的夏朝,也值得怀疑。与上述学者看法不同,笔者认为禹治洪水及夏朝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夏朝的建立确实与禹治洪水有直接关系。今愿结合吴文并吸取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有关问题再作必要的论证。

          固然,理想的可移动文物身份证应该是包括了文物的全部详细信息,而不是简单的年代、质地、类别、尺寸等。但是,一件文物的全部信息不是短时间就可以采集到的,需要较长的过程,甚至以其作为文物而存在的整个过程,文物的信息从其作为文物被认定之前就开始了。可移动文物的类别很多,本文不准备对全部类别进行讨论,拟以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为例,来剖析可移动文物在信息采集、录入和建立文物“身份证”方面的相关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这件牛首爵通高23.5 厘米,腹径7.8 厘米,腹深10.5 厘米,重1095 克,1952 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该器物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图二)

      禹在兖州治洪水

          就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而言,其在发掘出土时就应该有相关信息的采集,这种信息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不少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的相当一部分来源是考古发掘出土品,因此,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信息采集对于完善可移动文物的“身份证”信息是非常必要的。

      李学勤先生讲:“纹饰是青铜器的语言”。这件牛首爵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腹部以四条浅扉棱分隔四区两组的宽带兽面纹,同样以云雷纹衬底,但半浮雕兽面纹之上并无地纹,而是简单作棱状凸起,使兽面纹的主体得以强调。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整器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图三)

      我国古代文献,包括地下出土文献有关禹治洪水的记载汗牛充栋。这些记载上至西周,下迄春秋战国,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文献,说其所记禹治洪水故事无关史实,都是人们凭空制造出来的神话,恐怕这本身就出自一些人的凭空想象。过去“古史辨”学者称禹治洪水故事只是战国水利事业发达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然而不久前新发现的西周时期的豳公盨铭文,则否定了这种说法。铭文称“天命禹布土,陶山濬川”,说明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着禹治洪水的故事,岂待战国时期再来编造禹治洪水的神话!

          考古发掘现场是考古标本成为可移动文物的第一时间节点,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任何时间点无法相比的。那么,采集该发掘标本的信息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手册》有关“考古发掘信息”条目中有“文物出土(出水)时的状态”之记载,应该是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但没有具体内容要求。我们认为,考古发掘现场对于出土考古标本的信息采集应该是多维的,它应包括埋藏环境、出土环境、出土单位、空间位置、相关存在背景关系等。在前述诸信息中,最关键的是其出土前和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也就是文物的赋存环境,包括埋藏环境和出土环境。所以,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信息采集不能仅仅局限于文物本身,更应该注意该文物的存在背景关系(context),这对于以后正确认识该文物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提取该文物的信息时,文物本身所赋予的功能及其保存环境,远比它的物理形态更为重要,因此,应重点采集与该文物功能性相关的信息。谈及埋藏环境,以陶器(片)为例,要重点涉及陶器(片)所埋藏时的介质(Matrix),这些介质包括陶器(片)周边的腐殖土、烧土粒(块)、淤泥、砂石、炭屑、黏土矿物、土壤微结构、致密度、吸水性、岩土理化结构等,都是连同陶器(片)一同而存在的,因而是与陶器(片)具有存在背景关系的重要信息资料,也是了解人类遗物、遗迹和人类行为以及遗址形成过程的基础信息。另外,出土单位是考古发掘现场记录出土文物信息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出土单位,考古发掘品就成了采集品和传世品,甚至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出土单位应以最小存在单元为准,这与《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要求是一致的。空间位置则包括了该出土文物本身的三维坐标,其次还应该将其置于与其他遗迹、遗物相关联的位置中,考虑存在背景关系之间的相关性,这样才能正确认知人类的行为,构建一个完整的行为操作链。

      这件牛首爵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独出现,和它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鼎、一卣、一尊、一簋、二爵共七件,是一套青铜组器,且七件均铸有相同铭文(图四)。

      商人也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故实。甲骨卜辞中的“昔”写作 ,作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灾”写作 ,像川水被壅为害,这些都表明商代以前发生过洪水,且深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的信息采集,需要一套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比如标本信息如何分级,一件完整的器物与一块破碎的陶片显然不是一个层级,不同层级在信息采集上有什么不同,同一层级的标本信息采集的标准是什么,有些什么具体的内容等等。具体可以遵守国有可移动文物登录系统的要求,或针对这些需求设计相应的表格,以满足更加翔实的信息录入,这是其一。其二,这些信息如何为建立文物“身份证”服务?考古发掘现场采集的出土文物信息,应该成为该文物的基础信息,成为文物永久信息资料数据库的一部分,包括相应的文字、绘图、影像等都应该与文物一起建档,这个档案随着文物一起成为可移动的资料,并完成由考古发掘品到馆藏可移动文物身份的转换,这个标准同样也需按照国有可移动文物登录系统要求来执行。

      牛首爵盖内有铭“”,器身有“ ”二字铭文。“ ”呈上下排列,应为族徽或族氏铭文。从图形来看,象一人头生长发而带髭须,头上作相对二耳状,象征着从俘获的敌人身上割下来的双耳(战利品),原国家博物馆的石志廉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氏族的标志”。“妇”是女子的“名”,商代已嫁女子一般称“妇某”,如“妇好”、“妇妌”,铭文所表达的意思可能是该组器物为“ ”族氏所有,为“ ”所用或所铸。(图五、图六)

      关键是要弄清禹所遭遇到的这场洪水的性质及其发生地域。根据文献记载,禹的治水实不过是对其所居住地域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进行的排涝、开挖沟洫以便疏通积水的工作,即如豳公盨铭文所说的“濬川”、《论语·泰伯》所说的“尽力乎沟洫”一类性质的工作。由此论及洪水发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处,必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处于西边的太行山及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并处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按《禹贡》九州的划分属于古兖州。这里不仅地势低洼,而且河网密集,湖沼遍布,一旦发生洪水,境内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易造成长期不去的水涝。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

          考古发掘现场采集的这些信息,使得考古发掘品在成为馆藏文物的同时,也完成向社会文物功能的过渡。将来馆藏文物的信息,是建立在一个既能够满足公众文化权益,同时又便于管理的一个公共平台上,这样的平台是基于大数据的构建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为前提的。因此,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信息的采集,应该符合建设考古地理系统的需要。在大数据的框架下构建考古地理信息系统,这样的系统是将考古发掘的遗址、出土的遗迹、遗物整合在一个平台上,形成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大数据,其出土的考古标本之信息,直接可以链接于馆藏可移动文物的信息数据库,也可直接与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链接,它们形式不同,但内容一致。这样的工作,实现了由考古发掘出土标本向馆藏可移动文物在信息资料上的一次性置换,这样的无缝对接避免了很多繁琐的过程和环节,既节省了成本,又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爵是礼器中的酒器,而且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二里头夏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在商代青铜礼制组织中,“鼎、爵、觚、斝”为基本组合,墓葬中陪葬青铜酒器最低限度为一爵,有一爵一觚组合,也有爵与斝单独组合的。规格高些的再配以炊器甗和食器簋,或酒器尊、卣和盉,或水器盘,最常见的是加上尊。这其中又以觚、爵为核心配制,规格越高的墓葬随葬觚、爵套数也越多。如一般小贵族墓只有1 对觚爵,而妇好墓出土青铜爵达40 件。

      除以上地理形势的分析外,古代文献中亦留下了兖州与禹时洪水相关的记录。此为以研究传说时代著称的徐旭生先生的发现。其称,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专书中,唯有“兖州”条下有两处专门提到古代洪水之事:一处说“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是讲洪水平治以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了平地上;另一处讲“作十有三载”,更是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相呼应。因而他得出结论,“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

          对于考古发掘单位来说,考古发掘现场为出土文物采集的信息,是制作考古标本电子标签的基础资料,也是构成可移动文物身份证信息的基础,这样的电子标签集成了电子技术的成果,它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每个标签具有唯一的电子编码。高容量电子标签有可写入的存储空间,附着在考古标本上;它还具有较大的数据存储,并可随时读写和更新。利用这样的标签,配合标本库房的电子传送平台,不用挪动每件考古标本就可以对遗址全部出土的文物进行检索、排队与整理。更重要的是它在考古发掘现场为出土文物设立了唯一的电子编码,是将可移动文物信息采集前置到了第一时间,这样就使得很多重要信息得到保留和采集,比如彩绘陶器出土时的状况,发掘现场采集到的信息比修复整理以及移交库房后采集到的信息是有重大差别的,第一现场的信息无疑是真实的和科学的。又如各种有机质,特别是植物,新鲜植物在密闭的埋藏环境下基本保持了原初的本色,但出土后很快就炭化了,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第一现场能够采集到的信息显然要比炭化后的信息真实。又比如,考古发掘往往碰到新鲜如初的植物遗存,如鲜嫩的竹叶、树枝、稻谷、草本等遗存,第一时间的信息采集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也有彩绘、竹书、木牍、服饰等,都需要在考古发掘现场及时采集其出土信息,这样的信息是考古标本电子标签不可缺失的内容,也是制定文物“身份证”的重要信息。电子标签作为考古标本的“身份证”,是适宜将其与可移动文物的“身份证”绑定的,因为二者之间的要求和标准是一致的,从保护、研究、收藏、管理、展陈角度而言,它是对馆藏可移动文物信息的完善、补充和丰富,极大地填补了馆藏文物没有“出生”时相关信息的缺憾。

      相较于子龙鼎、后母戊鼎等体型巨大的“国之重器”,爵非常小。但它铸造却相当复杂,前有流,后有尾,上有柱,腹有鋬,底有足,因而要由多块陶范巧妙复合加以铸造。同时爵又是出土数量最多的青铜礼器,在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铜器墓中,如果只出一件铜容器便必定为爵,若有二件或更多的铜容器,其中必有爵。因此,从铸造工艺和陪葬数量上可以看出,青铜爵在商周礼器中地位极其重要,是中国青铜时代礼器组合的核心器。

      禹治洪水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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