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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张忠培先生,探寻早期中国文明

发布时间:2019-09-19 02:57编辑:世界史浏览(56)

          为纪念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科创建七十周年,该校以探索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为中心议题于10月21日召开了题为“求中”(In Search of Early China Through Archaeology)的考古学研讨会。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考古专业博士生温成浩、石涛策划筹备,艺术史系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学系李旻副教授主持,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学专业师生提供全程英语翻译。与会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何驽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张弛教授,山东大学考古系栾丰实教授、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水涛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所长、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叶斐(Norman Yoffee)教授、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刘莉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田野国际学校负责人叶娃博士等。

    美术考古学者、中央美院教授郑岩前不久在复旦大学与上海博物馆讲座后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说:“‘美术考古’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初,是因为那时老先生们有一种使命感和自觉意识,要利用考古材料补写早期中国美术史……大到带有人工元素的景观、城市、建筑,小到一些器物,这些考古材料都应该进入美术史家的视野。”

         【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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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的郑岩教授,是国内研究汉唐美术史与美术考古的知名学者,著有《逝者的面具》、《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等书籍。上月初他应邀来上海,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举行了两场讲座。用郑岩自己的话来说,墓葬考古是自己的主业,通过考古材料探讨中国早期美术史新的问题,而对“铁袈裟”、“阿房宫”的研究则更像是闲暇之余做的试验,看看把一件东西的研究做到极致所能带来的新看法。《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在讲座之余专访了郑岩教授,就他的“主副业”进行了一番详谈。

      2017年7月5日,著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在京逝世,世人叹息。一年过去了,本版特邀他的学生王军先生撰文,以竹寄思,缅怀先师。竹有三德:清风瘦骨,挺拔青翠,壮志凌云,是为竹之韵;不畏酷暑,不屈霜雪,不避贫壤,是为竹之性;高风亮节,虚心有节,超凡脱俗,是为竹之品。这正是一位考古大家治学风范与不朽人生的真实写照。

    参会人员集体合影 (前排从左向右:罗泰、水涛、叶娃、栾丰实、李水城、刘莉、叶斐;后排从左向右:石涛、何驽、王辉、郭伟民、刘斌、李新伟、张弛、李旻、温成浩)

    艺术评论:您上个月在复旦做了关于山东长清灵岩寺“铁袈裟”的讲座,标题很有趣——“一件作品,两种历史”,两种历史分别是指怎样的历史呢?为何一件作品会有两种历史?

      先生走了,在他84岁生日前整整一个月的那一天。彼时的我,正在日本,上午8点35分,许伟老师打来电话,一同来的,还有那我不敢相信、不愿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噩耗。

    此次会议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合作举办“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考古系列讲座”的一部分,并得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孔子学院和蔻岑考古研究所等多方科研院所的经费支持。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欢迎致词从宏观国际视野、与人类学的角度地阐述了此次召开的中国考古学研讨会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借此契机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考古学科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随后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七个专题报告与一场圆桌讨论。研讨会吸引了上百名听众,其中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个院系师生以及关心中国考古与文明起源的公众。

    郑岩:那次讲座的题目的基础是我的两项研究,一是十多年前写的一篇短文,另一项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这两项研究的对象都是山东济南长清区灵岩寺内一块被称作“铁袈裟”的巨大铁块,但两项研究的指向有很大的不同。克罗齐(Benedetto Crocé)曾谈到,历史学有两种形式,一是用死去的史料编连成的“编年史”,二是作为精神活动的历史写作,他将后一种称作“历史”。“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我说的“两种历史”受到这个说法的启发,但也不能说与之完全对应。更准确地说,我是从两个角度研究同一件作品。

      虽然许伟老师在电话那端一直强调,医生还在尽最大努力抢救,但从他的哽咽之中,分明透露出了一种不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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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项研究像是考古学,目的在于复原或重建一段已经被忘记的历史。这块巨大的铸铁高2.05米,宽1.94米。它的外形不规则,有许多凸起的纹 络,纵横交织,看上去很像僧人的袈裟,从宋代以来人们把它叫做“铁袈裟”,认为是达摩或开山始祖的遗物。后人为它写下许多诗文,也成为“灵岩八景”、“灵岩十二景”中的一景。我不信这个说法,就写了一篇短文,通过文献和实物的对比,证明“铁袈裟”其实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封禅泰山时,在灵岩寺铸造的以卢舍那大佛为中心的一组巨大的铁像中力士像战裙的残块。这组造像在晚唐灭佛的时候被毁。

      如今,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对这位著名考古学家,我总想写点什么,却又总是理不出一个很好头绪,那就还是从他身边最亲近的几个人谈起吧。

    阎云翔教授致开幕辞
    探源古文明:中国与海外

    但是,十多年后我意识到,在复原唐代灵岩寺的这段历史的同时,我无意中也“破坏”了灵岩寺“八景”、“十二景”中所包含的诗意,进一步说,我忽略了从宋代以来关于“铁袈裟”的种种话语所构成的历史。最近,我试图寻求这一大块铁被称做“铁袈裟”的原因。重新把材料梳理一下,就会发现“铁袈裟”一名出现于1005-1010年之间。根据寺院遗留的碑刻可知,灵岩寺在这一时期禅宗兴盛。而在禅宗的观念中,袈裟是密付传法的标志,是宗门正统性的物证。《坛经》和《历代法宝记》中都有类似的说法。灵岩寺因为禅宗兴盛,却没有秘传的袈裟,便把残缺的铁像说成“铁袈裟”。这是当时寺院“制造圣物”工程的一部分。我也关心在历史发展中,人们对于“铁袈裟”的看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似乎与寺院的兴衰密切相关。近代美术史、建筑史等学科兴起后,人们对于寺院的观看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变化。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变化来思考近代美术史的分类方式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勃发

    与会的中方学者都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上午第一场报告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介绍近些年在良渚遗址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刘所长首先对良渚长达八十年的发现和研究史做了简要综述,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近些年田野工作的学术意义和目标。随后围绕玉器为中心的物质文化遗存展开社会考古分析,指出良渚文明以玉琮、玉钺、玉璧和玉叉形器等器类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系统是社会威望、宗教、权力等多重社会维度的重要表达载体。余杭茅山大面积稻田、复杂的水坝构筑技术、环良渚古城及城内发达和完善的运河系统和交通网络、以反山和瑶山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等遗存明确地表达了良渚史前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及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到三千纪前半叶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的核心特征。石峁遗址和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具有良渚风格的玉器也表明了良渚的文化遗产对后来龙山与三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

    艺术评论:您在前一种研究时破坏的历史又在后来的研究中被重建了。

      那是2017年晚春的一个午后,我抽空去看先生,回来后,我这样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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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岩:对。其实“美术”(fine arts)这个词,被理解为雕塑、绘画、建筑、工艺美术的集合体,主要是欧洲十九世纪以后才逐步完善起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后,曾产生过很大的贡献,敦煌美术、建筑史等研究的发展都得益于此。但我们也要清楚它不是中国艺术自身的分类。例如,中国文人谈“琴棋书画”,就是对于艺术不同的理解。“美术”的概念在西方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单一地运用西方旧有的概念来写中国的美术史,而应该更多地思考中国艺术与中国文化内在的关联。

      “2017年4月19日下午,赴小石桥故宫宿舍拜见忠培先生。适逢谷雨前,楼前的花草尽情地舒展着自己的枝叶,将新绿的纱轻轻地蒙在春的地上。西斜的阳抖落着余晖,懒散地洒在先生的银发上,立刻衬得先生的脸生动、勃发起来。在这样一个恬静、安适的午后,掬一杯淡淡的明前茶,听一位84岁老人慢慢地讲述着他走过的一生。

    刘斌所长报告良渚遗址研究进展,李旻教授翻译

    艺术评论:您在讲座中反复提及古人对“铁袈裟”这件作品作为古物和作为圣物的观看方式,以及这件残缺的作品如何通过人的不同期许而获得新生。这样的视角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与您在西方访学时的经历有关吗?

      1934年8月5日,先生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个殷实的富商家庭。先生七八岁时,祖父在长沙坡子街有四间店铺,主要经营药品、染料等。在老家长沙县田心桥林子冲,祖父还有八石田,先生说,在湖南老家,一石田大约有七八亩,合起来有五六十亩,这些地包给了两个佃户,先生家每年能收到占总收成一半的租子,单此一项,一年就有万把斤稻谷的进项,养活全家是绰绰有余的。

    第二场报告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所长围绕石家河遗址群探讨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明发展轨迹。以始建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规模巨大的石家河古城为代表的石家河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基本共时,是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展的重心。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分布广阔的分级聚落体系代表了一个发展成熟的社会系统。石家河文明的物质文化系统十分发达:三房湾发现的红陶杯大规模堆积与生产作坊遗址、邓家湾和印信台发现的排列规律的筒形器和套缸遗存皆表明受群体性祭祀需求或宴飨活动所驱使的社会生产系统所到达的高度。而相距较近、年代较早的屈家岭古城聚落体系很可能是石家河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通过与其他邻近地区以陶器和玉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对比,特别是对石家河发现的分类复杂、制作技术娴熟的玉器随葬品及其所代表的龙山时代江汉冶玉工业的分析,郭伟民所长指出石家河文明具有巨大的文化张力,与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淮河流域等多地区都有频繁的互动,并对后来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做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

    郑岩:也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中西的界限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时不是那么明显。杜牧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这是由残破的艺术品生发出对历史的怀念。“折戟”,对应着他《阿房宫赋》中的“焦土”,类似于西方“废墟”的概念。我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试验,就是怎么把一件东西的研究做得细致深入。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将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设定为“文明”,以反对国家至上的做法。我的朋友朱渊清教授则从一般意义上将历史研究最小的单位认定为“事件”。我就想,美术史研究的最小单位是什么呢?我看应该是“作品”。我想通过这样一件作品,来展现我目前对美术史的思考。这篇文章可以在任何一个点停止,但我所做的是不断向纵深探索,看看可以发掘出多少可能性。

    betway必威登录入口,  生活本是富庶的,却因连年战火而不安定起来,因此先生没上过几年小学,童年印象大多是火宫殿的小吃、杂耍和书摊。他在火宫殿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茶馆,那里能听到长本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七侠五义》,只需在说书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时扔几个铜板,便可以溜溜儿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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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评论:您之前曾撰写过一篇《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的文章,提到中西关于美术史和考古学相合又分离的历史背景,那美术史这个学科发展到今,现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是怎样的?

      对先生童年影响最大的,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祖父,他被邻里称为张九爷,精明、仗义、豪气。记得一次过年前,有个贩猪商户想囤一批年猪,找到祖父借钱,祖父二话没说,从柜上一次就支出去150块大洋。

    郭伟民所长报告石家河遗址研究进展,博士研究生石涛翻译

    郑岩:“美术考古”这个概念被提出之初,是因为那时老先生们有一种使命感和自觉意识,要利用考古材料补写早期中国美术史,或者说对于考古材料中的美术元素进行再发掘。现在很多人只看到字面的意思,却不了解前辈的初衷。各种“学”泛滥,则更需要警惕。这是学术制度带来的问题,各路人马纷纷占山头拉旗杆,建中心、建基地、拿经费、招学生,为此就要把话说得特别大,而实际准备却不充分。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出于我对这种现象的不满,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

      祖父有三个儿子,先生为长门长孙,深得喜爱。小时候祖父带他去别人家吃年酒,因为孙辈酒精过敏,祖父会在酒桌上轻轻吩咐一句,请酒的人家怕小少爷不舒坦,一定是连酒都不端上桌的。”

    第三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驽研究员对陶寺遗址近年在宫城区域的田野发掘收获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从2013到2017年为期四年的陶寺遗址田野工作主要揭示了面积达13万平方米、西北-东南朝向的宫城部分,并重点勘探和发掘了宫城的东北、东南和南门。其中东北门有附属的塔楼,并在陶寺中期末段-晚期早段被废弃。始建于陶寺晚期的南门有着较为复杂的结构:在门楼两侧出现了类似于后来历史时期紫禁城午门结构的东西两翼。而由外城和宫城双重城圈组成的都城结构也开了中原地区都城布局的先河。

    在我看来,“美术考古”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学术史的误会。郭沫若根据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的日译本翻译德国学者阿道夫·米海里司(Adolf Michaelis)一本著作的过程中,沿用滨田的译法,书名使用了“美术考古”这个词。其实,原书是一本通俗读物,这个词只是个人措辞,不代表一个学科。郭译影响很大,使我们误以为西方有“美术考古”这个学科。不过,这个词在中国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考古学和美术史这两个学科的距离在中国相对比较远,需要有更多沟通的渠道。“美术考古学”这个词在很多年里起到了连接这两个学科的作用。

      我不记得跟先生如此聊天有过多少次了,但不知为何,只有这次想记录下点什么。以至于先生都问,你记它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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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泓先生十分慎重地说“美术考古学”属于考古学,而不是美术史。他有他的立场,即不把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本身看作历史写作,这是非常可贵的。另一方面,“美术考古学”也为美术史家运用考古材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不能把这个词庸俗化,现在“学术大跃进”,一些人还没做多少具体的研究,就试图去创建什么“学”,这个风气不太好。我的两位老师,刘敦愿先生和杨泓先生,他们都非常严谨。我记得八十年代刘先生曾说:美术考古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建立,要做很多准备,这不是一代人的事。一直到现在,杨泓先生还是在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写,而不说空话。这个事情急不得,好多材料都还没有处理,要慢慢做。

      或许,正是祖父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先生,他骨子里的那股豪气、侠义以及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成为祖庭门风的延续。

    何驽研究员报告陶寺遗址研究进展,博士生温成浩翻译

    谈到变化,最近几年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考古学的队伍庞大,拥有资料也多,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因而也未免有些骄傲与封闭的情绪。美术史相对比较弱小,但更为灵活、开放。近年来,在大家的努力下,二者的交流逐步增多。很多会议上都可以看到两个学科的学者,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家,坐在一起平等、开放地讨论。特别是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的交流更为频繁。这一点令人高兴。考古学是一个现代学科,是二十世纪才引入中国的。不要觉得搞考古的人都是满身蜘蛛网,考古学家面对的是不断出现的令人兴奋的新材料。考古学家依靠材料说话,但他们依据这些蛛丝马迹去复原历史,想象力并不输于艺术家。而想象力是人类最美好的天赋,由此可以生产出最鲜活的思想。

      那一天,先生谈兴很高,还讲了他幼时的顽劣,常常以聪慧自负,学习也都名列前茅,直到考大学时才真正受了刺激。当年,北大历史系在华中区共招六名学生,先生只是幸运地考上了个第六名。这时,他才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此以后开始发奋读书。

    江南、江汉、晋南三个主要新石器时代核心区的三场考古成果报告之后,上午后两场专题讲座聚焦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家在境外开展的田野考古项目。南京大学考古文物系的水涛教授的报告主题是去年南京大学赴伊朗考古队所进行的田野工作。首先,水涛教授对伊朗东北地区若干新石器-青铜时代的丘墩遗址(Tepe)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在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的情况下,确定在位于北呼罗珊省希尔凡盆地(Shirvan Basin)的纳德利丘墩(Tepe Naderi)遗址开展田野工作。由水涛、张良仁教授所率领的南大考古团队将富有中国田野考古特色的洛阳铲勘探法首次引入伊朗的田野工作中,从而迅速高效地了解了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并结合高精度定位系统RTK对整个丘墩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测绘。为了进一步了解丘墩的文化堆积,于丘墩底部的西北、西、西南三个方向开挖探沟进行解剖并获取了不同层位的文化遗存。水涛教授通过对伊朗及其周边史前文化交互圈的勾勒,强调了伊朗地区在世界文明发展和交流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中介地位,并着重指出伊朗项目的开展对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等课题的重要启示和借鉴。最后,水涛教授还对类似的土墩遗址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艺术评论:您同许多西方背景的艺术史学者有深入交流,中西方之间在这个学科有没有所谓的差距?

      先生的少年,像一枝春笋,“新绿苞初解,嫩气笋犹香”,他根正苗壮,遇到雨后灿烂的阳光,便开始勃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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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岩:不能说没有。由于语言的问题,涉及中国文献的校勘与整理,还是我们做得多一点。当然西方也有学者在做这些。我在美国买到一本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旧书,是他对宋代杜绾《云林石谱》仔细的注释和研究。这是一部研究物质文化十分重要的书。但目前看来,西方学者做这方面工作的越来越少,这是差别之一。在西方的大学中,每个系最多就一两人做亚洲美术史研究,其他学者研究罗马、伊斯兰、当代等其他方面的艺术史,这构成一个良好的平台,使他们可以在“世界美术史”或“比较”的眼光下来思考中国问题,条件比中国好。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近年来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许多西方学者时常往来于北京、上海,我们在国内也可以随时了解到他们的学术活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支持了学术的进步,和十年以前比,条件已经好很多了,我们的学生们能接触到的国外信息已远胜于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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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涛教授报告伊朗考古项目进展,罗泰教授作嘉宾介绍

    艺术评论:有人会说,当下比较流行的中国艺术史的写法是:中国提供内容,西方提供方法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先生于师,可谓忠心耿耿,且极为尊崇,无论任何场合,从未听闻过他直呼师长之名,不像今天的一些人,对师长动辄称兄道弟、言朋说友,真真要把别人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

    上午场报告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对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近些年的田野工作进展的精彩介绍收尾。李新伟研究员的英文报告主要以科潘遗址发掘工作为主,对发掘成果进行了介绍。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考古队在该地点揭露了编号为8N-11的高等级庭院建筑遗存。通过对该庭院的北墩台部分的发掘,发现了墩台下部的洞隧结构,并发掘了位于墩台中央地面下的一座墓葬。该墓出土的陶器和雕刻精美的玉器装饰品则显示了墓主人的高等级社会地位。墩台西侧的另一座墓葬则以石板封墓,出土多件精美的彩绘陶器。墓主人牙齿钻孔镶嵌绿松石的现象指示了其生前较高的社会地位。墩台南侧台阶下的另一座墓葬随葬的雕刻有Ajaw头像的玉器则表明墓主人很可能是王室成员。此外,在建筑倒塌堆积中出土的制作精美的神像和龙头石雕都表明该建筑较高的社会等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亚考古学教授利兹卡特(Elizabeth Carter)、中美洲考古学教授理查德·乐朔(Richard Lesure)列席了两场海外考古专题讲座。

    郑岩:我认为没有这么简单,方法不存在绝对的中西。比如乾嘉学派,我们今天认为中国最传统的考据之学,其实已受到西学的影响;我们现在将王国维看作是国学大师,其实他是近代最早一批受西方影响的人。所以我认为在今天截然地讲中西二元划分是不全面的。在中西之外,还有日本、印度、伊斯兰世界的方法,为什么不将它们考虑在其中呢?同样,我接触到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好奇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某些特别的东西可以解决西方的问题,但我感到他们也像是谈西王母手中的不死之药。

      先生每去探望宿白老师,进门时必有应季礼物伴手,出门前必先倒退几步,颔首致礼后,方转身出门。对于苏秉琦师,先生更是他理论的追随者和践行者。苏公是中国考古学大家,对中国考古学的最大贡献是基于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分析,创立了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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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评论:还是谈一下关于您的主业墓葬考古吧,这是美术史研究的一种资料吗?

      先生作为苏公的入室弟子,自然是苏公理论的参与者、响应者、传播者和继承者。他在入北大后不久,发现给新生上课的,许多都是系里从校外聘来的旧知识分子,名气很大,却也不自觉地传播了很多封建糟粕,这自然引起了当时北大新青年的不满。

    李新伟研究员报告科潘遗址项目进展

    郑岩:古代墓葬是我研究的材料,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材料探讨中国早期美术史新的问题,而不是用来填充美术史旧有概念中的那些空缺。例如,据汉代墓葬壁画中偶然见到的山水,而将山水画的历史提前到汉代;或者认为花鸟画的历史可以追到史前彩陶等等,我觉得都过于简单。新的材料应该引导出新的问题。中国早期的信仰、知识与图像之间有什么联系?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或卷轴画系统建立之前,中国人在艺术观念和语言等各个方面有过哪些积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释那些密藏在墓室中的图像?等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材料本身不能自发地构成研究,问题与材料需要互相激发。首先要建立一个问题库,探讨基本概念与基本的叙事结构。比如,什么是商周时期的“美术”?应该包含哪些材料?

      为此,以先生为首的革命学生开始抗议,逼得当时的教务长张正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及老师苏秉琦、阎文儒、宿白与学生进行对话。会上,先生等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却遇到了翦伯赞先生的一个“软钉子”:“同学们,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些人轻易是不出山的。如果他们不来,这些课都是没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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