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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真实的阎锡山及阎锡山时期的山西

发布时间:2019-09-13 04:14编辑:betway必威登录入口浏览(83)

    原标题:“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清末民初“读本”中的现代国家观念普及

    原标题:江青手握周恩来“脱党”证据 欲置其于死地

    原标题:真实的阎锡山及阎锡山时期的山西

    撰文:瞿骏

      本文摘自《周恩来在1967》,陈扬勇著,重庆出版社出版出版

    【编者按】阎锡山(1883-1960),人称“山西王”,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人。1911年10月领导辛亥太原起义并获得成功,被推选为山西都督,后历任山西省省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主席等职,执掌山西达38载。1949年太原解放后,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12月随国民党退守台湾。

    “现代中国”如何形成是一个无比庞大具有相当挑战性的课题。对此不少既有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形成具有其各种两歧性。简而言之其既具有现代的模样,又不乏传统的影子;既有中国传统的渊源,又有欧风美雨的影响。本章并不处理如此庞大的一个问题,而是希望从一个相对中观的问题即“普通人认知国家的基础常识是如何获得的?”出发来观察“现代中国”形成的一个侧面。而所谓基础常识指的是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有着强大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一些概念、知识和记忆。它们并不仅仅在精英的世界中广泛传播,并且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家小报登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这样的:蒋介石一手握枪,一手托着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阎锡山一手提一杆秤,一手拿着算盘。每当有人说起这幅漫画,阎锡山都会得意地笑起来,因为他也认为自己就像这幅漫画寓意的那样,精于计算,擅长经济。的确,以治国的理念业治理山西,这是其他军阀想做又做不了,或者压根就没想到要做的,但阎锡山却做到了。

    从研究取径上看,既有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其重心多放在转型时代所出版的大量报刊上。这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在清末民初思想媒介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而报刊的确对于现代中国的基础常识建构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只要对报刊的制作、销售、阅读等各种面相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尤其是如何估计和解说报刊的实际影响力。有研究者即指出:在清末民初无论是报纸还是新式期刊的发行量都比较有限。研究已汗牛充栋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在20年代初发行量大约是一万五千份。《申报》大约日销二万五千份,其次是《新闻报》二万份、《时报》一万份,其他报纸发行量皆不到一万份。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阎的爱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

    而据笔者考察清末报刊的销量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外恐怕也比原来我们估计的要低一些。虽然报刊的影响力并不能仅仅用发行量来判断,但笔者仍然以为研究视野或许应拓展到报刊之外,去考察关于“现代中国”的常识建构还有哪些方式?其中各类“读本”的传播阅读在笔者看来即是非常重要之一种。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

    阎锡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兰森(5个子女皆其所出),实在是因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阎锡山是独子,迫于压力才续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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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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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读本”的兴起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阎锡山

    在清末民初兴起的读本主要依托于三个重要背景:其一为从清末宪政开始到1911年革命的政治变革;其二为清末的科举改制;第三为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型。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阎锡山为了治理山西,可谓是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也烙有鲜明的阎氏印记。三十年代,他用不到十年时间,在山西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经济、交通、国防和金融体系,以农业发展为例。从1917年开始,阎锡山重拳出击,推出“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三事”:种棉、造要、牲畜)来发展农业。

    20世纪最初十年清政府的新政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触动乃至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次重大改革。其中宪政改革定立宪时间表,中央设资政院、各省立谘议局、在各地推行地方自治。这些举措在很多读书人看来都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即如何开民智以培养“立宪国民”的政治常识。因为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宪政为何物,资政院、谘议局或者地方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甚了了。在上不少人是以“通君民上下之隔”的思路来理解宪政,在下选举舞弊、非议宪政的现象屡见不鲜、由选举资格调查和地方自治推行而起的风潮此起彼伏,因此1909年的学部奏陈才会说“立宪政体期于上下一心,必教育普及,然后国民知识道德日进,程度日高,地方自治选举各事,乃能推行尽利”。正是在此潮流下严复、孟森、朱树人、陈宝泉、高步瀛等人纷纷开始编撰各种读本来开民智为立宪做准备。而1911年革命改帝制为共和也催生了一批以传播“共和国政治组织大要以养成完全共和国民”的民众读本。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在推行“六政三事”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阎锡山的政策非常灵活。例如,为解决水利建设中资金不足的问题,他允许先贷款后偿还;在发展蚕桑业时,他不仅设置专门机构,还向农民提供技术和管理服务。其二,阎锡山在推行经济政策的同时,特别注意把政治教育糅合其中,向农民不断灌输儒家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农民在实现经济自足的同时,阎锡山也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统治的社会秩序。阎锡山因此成为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把政权渗透到村一级的人。

    同时自戊戌变法开始,清廷开始大幅度改革已近千年的科举制度。最重要的表现为科举考试中策论一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1901年清廷下诏全方位科举改章,策论一门被提升到至关重要的位置,成为了每一个举人士子必读必考的东西。这一变化虽然仅仅维持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即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嘎然而止,但其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视。周作人在《谈策论》一文就曾略带嘲讽地评说从八股改策论带来的影响: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阎锡山在农村的改革为山西农民带来不少利益,社会秩序也很稳定。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一次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个犯人,阎锡山立即给各县打了个电报,结果不到三天,就在孟县查获。治安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梁漱溟在1922年到山西考察村政建设时,也曾在山西国民师范发表了一篇夸奖山西农村建设成绩的演讲:“现在全国各地都乱到极点,个人自由的权力,全被剥夺无遗。……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陕西……,哪处不是民不聊生!……山西这方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可以赞美地方政府有一种维持治安的功劳。”

    前清从前考试取士用八股文,后来维新了要讲洋务的时候改用策论,……八股文的题目只出在经书里,……策论范围便很大了,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玄学是一类,经济、兵制、水利、地理、天文等是一类,一个人哪里能够知道得这许多,于是只好以不知为知,后来也就居然自以为知,胡说乱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我们小时候学做管仲论、汉高祖论,专门练习舞文弄墨的勾当,对于古代的事情胡乱说惯了,对于现在的事情也那么地说,那就很糟糕了。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事实上,阎锡山不仅有维持治安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上也很有一套。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山西一个北部贫瘠地区曾爆发一场肺疫,其疫情的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的“非典”。阎锡山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反应迅速。他立即命令各县实行交通封锁,督促各级官员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同时聘请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传教士帮助诊治。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效地控制了疫情。阎锡山能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实属不易,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交通不便、信息难通、医疗设施差的条件下进行的。

    这种对策论/论说的描述证明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导致了读书人从阅读形式、学习内容到自我认知理路的巨大转换,这种转换并未因1905年科举废除而停滞,其带来了一种经久不息的出版热潮即以“论说”为题目的读本大量出版。这些以“论说”为标题的读本虽然基本都是粗制滥造,大量重复、内容庞杂的策论型文章的汇编,按照它们自夸的话来说即“无非古今历史与夫近今时事相提发挥,或一题一篇,或一题数篇,以示途径”。但却因符合了一般读者尤其是在校学生参考、模仿乃至抄袭的需要而经久不衰。如《最新论说文海》一书1913年初版,1919年18版,到1933年已出到增订26版,而且在国民党“训政”体制下有些文章从表面上看已颇不合时宜如《孔子纪念日感言》、《尊孔论》等,但依然能够销行无阻。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除了花大力气治理农村,阎锡山对山西工业特别是军火业的发展也不遗余力。他所设立的太原兵工厂和山西火药厂,曾与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兵工厂和沈阳兵工厂并列。生产的弹药不仅能满足自己军队的需求,也成为他拉拢和要挟其他军阀势力的重要工具。由于弹药充足,阎锡山曾下令官兵在打靶时,一律用实弹。这种气派,在全国军队中绝无仅有。

    除了宪政推行和科举改革外,西潮冲击下传统童蒙教育的转折亦是民众读本兴起的温床。一方面传统童蒙教育被很多趋新读书人认为不合时势,而被冠以许多“污名”。这使得童蒙教育中应使用所谓“浅白读本”的意见甚嚣尘上,《申报》上有论说即认为: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在航空业的发展上,阎锡山同样具有长远目光和雄心壮志。早在1920年的时候,他就着手为发展航空业创造条件,准备山西自己制造飞机。为此,他不仅多次派人去法国学习航空技术,还从德国高薪聘请工程师、机械师,带领技术工人组装飞机。1925年,阎锡山从法国引进飞机制造术,组装出了自己的飞机。到1930年底的时候,他先后斥巨资购买或组装了二十多架飞机,成立了“晋绥军航空大队”,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

    我国因考试用文字之故,遂以不通俗为主。而初级读本亦用之,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读八股题目,读八股材料也。若问童子之受益与否,则哑然无以应矣,今夫浅白读本之有益也,余尝以教授童子矣。甲童曰好听好听,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谓好听得意者无他,一闻即解之谓耳,一闻即解故读之有趣味,且记忆亦易,如此则脑筋不劳,无有以为苦事而不愿入塾者。且童子养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书五经乃圣贤道理,如何舍彼读此?答之曰四书五经之道理无分古今,惟其语言则儒林古国之语而非今国之语也。若以今国之语言写,无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谓浅白读本非不讲道理之谓,乃句话浅白之谓耳,且直与时为变通。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在阎锡山的治理下,山西的实力走在了全国的前头。因此,山西在当时被称为“模范省”,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吴佩孚也于1922年致电阎锡山,表示了他的钦佩之情。因为治理有功,阎锡山曾两次被蒋介石封为“模范省长”。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蒋介石甚至这样说:“过去,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德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

    另一方面童蒙教育的基本结构由官学、书院、私塾渐渐转向各类学堂,这种基本结构的变化让如何规训学童的身体和思想以适应“新学堂”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些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往往会利用教科书。由此不少教科书即直接以“读本”为名,而各种其它类型的“读本”亦成为重要补充。像《国民读本》除了有立宪宣传的功用外,在《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中就明确规定其使用者为“学生”。《国民必读课本》也是如此,其宣讲规定由各地劝学所来进行。《中华共和国民读本》自称其内容“可充高等小学及初等小学补习科之用,然今日中学校、师范学校学生皆未受共和国民教育,故亦可用为补习课本”,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封面明确表示为“高等小学校用”,而在《初等共和论说指南》中开篇即有《守规则》一课说:“学校之立规则,岂欲压制学生哉?将以检束其身心耳。乃有放纵之徒,不识规则为何物,辄违犯之,身心何由而端正乎?惟善守规则者,无论课业时,游息时,而其举动语言皆无过失。”这些均足见学堂建制与读本出版之间的密切联系。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阎锡山造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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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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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阎锡山一家

    理解现代中国:清末民初“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阎锡山从大连回到山西后,山西经济因为战争的破坏已经濒临崩溃。阎锡山埋头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始编制《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方案》。当时,连中央政府都做不到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更别提其它的省市了。阎锡山又做到了,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山西经济在省政十年计划方案的保驾护航下,渐渐步上正轨,再现了山西当年的繁荣。大批外省人和外国人涌入山西,观摩学习。据一位美国的新闻记者说,山西省的工人每天可以拿到六角至一元二角钱,与其他省市工人相比,这简直就是高工资,而另一位访问过山西的外国人说,山西工业发展的前景是“无限美好的”。

    在初步了解清末民众读本兴起的背景后,让我们回到这些读本自身。如果将清末民初的读本与当时其他著作或报刊上的言论相比较,其实这批书大致在思想上既无原创性,也无独特性,但却是讨论“一般思想史”的不错材料。因为至少编写读本的那些精英在试图向更多的人传递他们在思考并希望让民众了解的概念、理论与思想,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势必要努力地做到通俗化和简单化(效果如何存疑)。此处即选取清末民初与政治文化基础常识构建密切相关的国家与世界观念来做进一步讨论。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1935年,一位上海的工程师在对阎锡山的经济政策做调查后,建议蒋介石以山西为榜样发展经济。这位工程师的看法引起了当时北京和天津两家报纸的共鸣。这两家报纸指责南京政府整天讲空话,而“山西却在一声不响,脚踏实地地做了好多好事”。也许是受此刺激,蒋介石也在1935年发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

    在清末中国占据主流位置的是一套融合了“主权在民”和“国家至上”观念的混合型国家观。这套国家观打破了原来皇帝、朝廷与国家的紧密结合,降低乃至消解了皇权在整个国家架构中的位置,最终将“国家”抽象出来,成为了新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中就曾把国家比作“公司”,“村市”;朝廷则是“公司之司务所”、“村市之会馆”;而皇帝、官僚则为“总办”、“值理”,因此: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君不见,曾经的山西,是“海内最富”。可叹的是,现在的山西,一趟趟列车开进,一趟趟煤车开出,山西已经沦为京津的锅炉房。满清灭亡以来,山西人最认可的“省长”不是别人,正是阎锡山。

    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被遗忘的抗战功臣:山西阎锡山晋绥军事集团

    在中国传统的国家认同中,在位君主和一姓王朝基本与国家一体。因此梁启超这套将“朝廷”与“国家”分离的推论方式可谓惊世骇俗,但影响却甚大,这种思路也充分反映在当时的读本里。如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虽然会有一课称“受国家莫大的利益,岂有不思报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爱国四字,为我辈最大的报酬,亦就是我辈最大的责任”。但只要通读过这本书就会发现明确提倡“忠君”的只有这一课,在“忠君爱国”的旧毡帽下面隐藏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民”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全新政治主体,由此国家与民众在读本里产生了全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使得国家对于民众的要求与以往在“君臣”或“君民”关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这尤其表现在《说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一课上: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晋绥军事集团,阎锡山是当然的领袖。他对这支部队的编制,很有个性和创造性。单独设立迫击炮团,手榴弹旅外加九个手榴弹营,仅此两项创,便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先河。这种编制在抵抗北洋军阀和日本鬼子的入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时期的绥远抗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坚守晋西等抗日行为都为当时国人所称道,并涌现出傅作义、徐永昌、商震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名将。阎锡山在这些抗日行为中使自己苦心经营多年才积累起来的军队本钱几乎损失殆尽,晋绥军的主要军事将领有商震、徐永昌、李服鹰、张荫悟、周玳、楚溪春、杨澄源、杨爱源、王靖国、傅作义、孙楚、李生达、陈长捷、郭宗汾等。这些人物大都出身保定系,这些人物也大都是阎锡山的“十三太保”,如李服鹰、张荫梧、楚溪春、李生达、傅作义等等。

    如今我中国的民人有个最不好的习惯,遇着国家有事,就说这是国家的事,不与我民人相干。此等话可算是最糊涂的了。试问民人是何国的民人?国家是何人的国家?若国家的事与民人无干,如何能唤作国民呢?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厉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如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这些将领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傅作义。这位被阎锡山由太原陆军小学保荐到北京清河陆军学校的15岁的青少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即回山西,由少尉排长连升至少校团副的他。在讨冯玉祥国民军的战斗中,由于守天镇指挥有方,一年之内,傅作义由上校团长升到中将师长。这在晋军、晋绥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晋绥军的战斗力就是以傅作义的三十五师及其后来发展为三十五军为典型代表。后来,另起炉灶的傅作义,更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出尽风头。抗战时期的1940年,他指挥的五原会战,击毙日本水川中将、步兵联队长桥大佐、特务机关长原中佐和五原矿日本籍军事技术人员500人,击毙日军1100人,生俘日军大小指挥官50人;毙俘伪蒙军3000人。傅作义本人也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个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而他手下的几乎清一色的晋绥籍将领,诸如鲁英麟、董其武、郭景云、杨维垣、孙兰峰、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卫景林等抗战名将,也得到提拔重用。

    到1911年革命后,摆脱了皇权束缚的读本中讲现代“国家”的内容就更多,甚至用的比喻都与清末类似,如在直隶省出版的一套《共和浅说》中就说: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晋绥军史上,杨澄源之三十四军的战斗力也非常出色。守原平的那个姜玉贞旅即196旅,即属于该军编制。其它诸如商震、徐永昌、周玳、楚溪春、王靖国、陈长捷等,在抗战时期,为民族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近现代历史上,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抗战时期,寺内寿一大将、坂垣师团、东条英支部,都曾遇到这些晋绥军将领率部进行的顽强抵抗,吃了晋绥军的不少苦头。一支地方部队能有这样的表现和成就,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只有桂系可以与之一比;一支地方部队能出这么多的人才,这在近现代史上恐怕没有一支地方部队可以与之相比,包括桂系。

    共和国家由人民组织而成,所以叫做民国。共和国家的人民都是国家一份子,所以叫做国民。可见人民与国家是万万不能分开的。国家譬如一棵树,人民就是此树的根株枝叶。若无根株枝叶,那里有此树,树已枯槁了。就是有根株枝叶也不能独存。所以国家与人民关系的非常密切,国家一切的事就是国民的事。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山西义务教育奇迹

    国家观的转化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一层基本底色即对国家富强的渴求和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响应和追随。但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除了国家富强和民族主义被凸显外,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世界”观念的兴起。这一观念首先是和中国古老的“天下”观念相勾连的。罗志田即指出: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国家”的过程或许大致不错,但同时也是一个从“天下”转化到“世界”的过程。。从读本来看,不少内容即表现出从“天下”向“世界”转换的痕迹。如商务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在谈到“邮政”时就说: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阎锡山有一整套治理山西的理念,如“村本政治”、“公道主义”、“按劳分配”……今人对这些理念已经相当隔膜,自然也很少有人能够了解阎氏其实是在中国搞义务教育的第一人。在那样一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战火绵延的年代,阎氏能够将“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称之为“国民之三大义务”,放在《告谕人民八条》的首条,要求山西民众全体遵守,实属不易。

    往时通信或遣专使,或凭信局,从无国家为之经营者。至邮政既兴,其所及之地既广,传达亦较为妥捷,于是人民心志大通,知识亦因之大进,且不徒偏于己国也。又合万国同盟为之整齐而画一之。一纸音书可以周行世界。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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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万国整齐而画一之”既包含着有中国人怀着“天下一家”的古老理想要“跳入世界流”中去的想象,又消解了以往天下观以中华本土为中心,以夷夏为分界的差序格局。这就使得清末民初的“世界”观念在民众读本表现出四条既有相似之处又包含较大差异的理路。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阎锡山

    第一,因有“世界”观念而有世界公理和世界公例,公理与公例是一套无须经过证明即有其正当性的一套言说,由公理、公例为起点,既然泰西诸国依照这些准则来破除迷信,讲求卫生,强调公德,那么这些准则就都成为了趋新人士所提倡的强势话语,通过日复一日地讲述、宣扬和选读渐渐沉淀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第二,是时传统天下观念里的人类意识与“世界”观念中的普遍文明观相结合,在强调富国强兵的同时,亦常试图以人类主义的普遍性来消解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催生了中国人要做“大国民”的意识。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1905年出版的《国民必读》已在说:“日本人有言,大英雄不如大国民,真是有味之言。大国民三个字不是论国的大小。必须有作大国民的资格,若没有国民的资格,那国虽然大,只好算大国之民,却不能叫做大国民。那国民的资格从何造成呢?必须要受教育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民读本》则提出:“文明之民尤重人道,是以能爱己又能爱人,虽外国人犹同胞也。盖国家权利之争有内外,而人道则无内外”。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阎锡山说:民众无知识,政权就会被少数人控制用来为少数人谋利

    第三,普遍文明观又会与流行的进化观念相结合,从而让新的“世界”观念中产生了一套对各类国家和人种的等级化想象。这套想象形成了以富强和文明为区隔的另一种“夷夏之辩”,。在这种“夷夏之辨”里,欧美国家及其人物作为富强代表和文明标杆大量出现在读本中。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阎锡山治理山西期间,曾发行过一本装订朴素的小册子,叫做《人民须知》,印刷量很大,户户都有。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用极朴素的语言,向民众解释政府治理山西的理念和政策。“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

    《中华共和国民读本》就特别辟出六课的篇幅讲解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共和国、法美政治之异同,美国各州之组织,这一篇幅的量占到了《中华共和国民读本》上册的五分之一强。商务版的《共和国民读本》的广告页上则赫然有《法美宪法正文》、《世界共和国政要》与《美国共和政鍳》等书来作为新建民国的效仿对象与指路明灯。又有一篇题为《十九世纪之文明记》的读本里的文章则可能是一个清末民初思想界大面积“变夷为夏”的典型例证: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欧洲各国进步速率必较他国易达,其脑筋转捩实有特别之灵动在也。不然同一文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写盾的与法人嚣俄,英人丹尼孙及氏庚、德人哥的耶。同一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兰陔、英人弗里孟耶、同一哲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康德及非希的、黑智尔、秀彭化、英人斯宾塞耶。同一科学耳,十九世纪何以有德人麦耶之势力不灭论、英人达尔文之进化论耶。嘻,文明至此可谓达于极点矣。而孰知器械之新发明者有福尔顿之汽船焉,有斯梯芬之汽车焉,有沙米林及高斯之电信焉。其余自显微镜、望远镜、写真术外,概电话、电灯、电车、无线电信、炮火、军舰诸术,更能出奇制胜以竞争于一时。盖武功息而文化开,民智启而物理出。观于千八八三年之三国同盟,千八九五年之两国联合已可得其大概矣。况千八九九年万国和平会更别树一帜于地球之上哉。今也环球交通日新月异,十九世纪之历史诚不能不为欧洲留纪念也。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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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因另一种“夷夏之辨”产生而让时人产生了一个普遍焦虑即中国是否有资格包含在“世界”之内?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阎锡山

    比如读本中说到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就会指出这是因为“广民族而张国权”由此“殖民之说流行”。但沉痛的是像美国华工等“供人奴仆者皆我华人耳”。不过文章到最后,作者又不免遐想中国何时能够同列强一样去分享占有殖民地。一些读本谈人种知识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作者一面希望南美红种、澳洲棕种、非洲黑种能与亚洲黄种、欧洲白种同化,如此则“文明之进步不难”,退而求其次则要求“亚洲之黄种与欧洲之白种同化,使“天演之界说悉泯”。但其笔锋一转又固执地认为“三种固不如黄白,而黄种又不如白。”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阎氏辛亥革命后出任山西督军,对本省民众民众“(竟)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无力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的状况深有体会,故有“受教育之国民愈多,人群程度愈高;人群程度愈高,政治能力愈强”的感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阎锡山如此阐释义务教育和优良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论述中明显表现出究竟“世界包不包括中国”这一问题在时人看来是一个尴尬但又不得不去经常面对的重大问题。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故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亦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智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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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人民程度”虽“难骤臻完善”,但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

    20世纪20年代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阎氏语境中的义务教育,所确立的最低目标,是使大多数因贫困而无力继续深造的子弟,学会打算盘、写信、记账等农村实用本领,同时能够看得懂报纸、告示和刑律,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的政策和律令。这种程度,自然谈不上对现实政治能有多少助益;阎氏自己也很清楚:“义务教育非常紧要,盖欲增高国际之地位,增进人民之程度,非此不行。然此种教育,即使各省一齐办起,亦非二十年不能奏功。”

    20世纪20年代中叶是所谓“转型时代”的结束时期,在这个时段里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出色研究。不过就政治文化常识建构而言尚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若能以当时出版的读本来与清末民初的读本中的国家与世界观念作一些比较,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由读本带来的现代国家观念和世界观念有更大的帮助,先来看国家观念。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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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民初的国家观念里,当国家与朝廷相分离,则新的政治主体——国民或曰人民、民人也随之产生。普遍化、一致化的“国民”极大动摇了传统时代即使是普通中国人也认同的价值认知即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1896年梁启超已在说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中国不如欧西列强正是因为“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而那些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贴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则是“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1903年马相伯则从中西读书人的比较中看出了“士大夫”的大劣势: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阎锡山

    士大夫束发入塾,即为无业游民,不复于工艺有所措意,以致器日苦窳,商业大衰,而利权遂为外洋所夺。不知外人虽贵为天子,亦下执工业,陶冶斤斵,皆躬为之,非特大彼得之入船厂而已。中国古时士人尚执贱业,如嵇康好锻诸事,史传往往言之。唐宋以后,兹事遂希,亦可见世风之变矣。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但阎氏关注的是未来。在另一本普及到每家每户的小册子《家庭须知》里,阎氏说:“国民知识为民主立宪的根本,非教育普及不可”,义务教育虽不足以让民众立即知晓何谓“民主立宪”,但若没有义务教育,则在未来,民众也无从知晓何谓“民主立宪”,更谈不上知晓如何操作实践了。1918年,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某些人质疑义务教育的现实作用有限,阎氏驳得更明确:

    前引《国民必读》中也特别指出: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余意以为义务教育,在今日必须举办。盖人民(的民智程度)乃系与日俱长的,并不能悬日以待也。今日而施行义务教育,即异日可增加多少受教育之国民。……人民程度,因难骤臻完善,然亦可使地方人民多若干识字者,较之置焉不办,使此若干人民竟一字不识者,不犹愈乎?。”

    人但能尽了自己的责任,就算不枉为一个人。但就我们为民的说,比如士农工商,任人去作,只要能尽了自己的职任,于社会就大有益处。古时四民之中最重士,把农工商却看作下等,到文明益进,分业愈多,无论何种职业,全是缺一不可的。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虽然阎氏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仍尽力在现行政治体系下为民众创造了参与实际政治运作的机会,希望以之操练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1921年,阎氏下基层视察后作诗《十年春出巡对民吟》,其中写道:“国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尔村众自动办,粗治三年便可得。”这四句诗所讲的,正是阎氏日后在山西普遍推行的“村政自治”——在阎氏看来,要落实孙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须把政治放在民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为此,阎氏在山西实行“村本政治”,推行设立村民议会。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让村民参与村政,来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而推行义务教育,则是村民有能力参与村政的前提。

    在1912年会文堂出版的一本《中等新论说文范》中有一篇《论士人宜重视实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先将实业悬为国家富强的大标准,由此士农工商“合一”的思路就蕴含在其行文逻辑之内: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提倡“家性教育”,认为学生义务教育期间的功课要“于他们家庭有帮助”,才能招来学生

    实业者,生计之母也。古者伊尹农耕于莘,傅说业工筑于野,胶鬲业商,贩鱼盐于市,以实业为生计。名士优为之。不谓中古以降,士与农工商分途。士不能为农工商,而反仰给于农工商,犹且强为之解曰士贵名也,农工商贱役也。呜呼,自此说出,而士不知有生计,反举农工商之生计而俱困矣。夫实业不一端,而农工商为最大。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士即以农工商诸学为学者也。故穷而在下,固然以农工商为学业而自谋生计,达而在上且以农工商之学业为提倡而共谋生计。士之生计即此农工商之生计也,而为农工商者之不皆称士,则以学不学之别耳。今其言曰,士自为士,农工商自为农工商,则士直一无业之游民,穷不能自谋生计,达亦不能与农工商共谋生计。农工商未得士之益,反而分其力以豢士。其有不因而俱困者耶。顾或犹为之说曰,士亦有专职在。官也、师也,士之职也。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和其他省份执政者在义务教育内容问题上照搬中央文件不同,阎锡山对义务教育应该教什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阎氏提倡一种“家性教育”,认为“普及教育是一件布帛数粟的事,应当合乎人之家性,按家性教育的办法办理。”

    呜呼,以是等不学无术之伪士人,而令其为官,为师,故实业不兴,生计益蹙,民日穷,财日匮,一至于此。今试问欧西各国之政府有如我顽钝无耻之官吏乎?又试问欧西各国之学校有如我滥竽充数之教师乎?彼自文明,我日鄙塞,奚惑乎?彼富而我贫,彼强而我弱也。为今计,当政治革新之始,亟宜举士农工商之途而一之。士之学即农工商之学也,明农工商学乃足以为士。此制一行将必有农业家、工业家、商业家出现于吾国,为民族提倡,夫而后实业与生计盛,而富而强,堂堂中国庶不出欧西各国下。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什么是“家性教育”呢?就是根据学生家中不同的务农情况而确定对村民的教育内容。阎氏认为:只有家性教育才能吸引来更多的学生,父母也才会非常愿意让子弟上学。阎氏说:“个性教育,是教育人的法子,家性教育,是办教育的法子。非个性教育,教不好人,亦非家性教育,招不来学生。二者相辅并行,教育斯易普及。”还说:“现在教育家提倡个性的教授,我以为应当提倡家性的教授。譬如农家之子,就把搂田作为他的一门功课。评定他们的分数多寡,就以搂田和打场的勤惰为标准,总要使上过学的男子,比没上过学的男子爱锄田。上过学的媳妇,比没上过学的媳妇爱打场才是。假如当教员的,不观察男女家性如何,随便教学生们念几句书,学些习气,那还谁肯让子弟上学?谁敢让子弟上学呢?那就大违背我的普及教育宗旨了。……当教员的总要明白各个学生的家性,在学校内所学的功课,都是于他们家庭有帮助的。所以学生学的功课越多,帮助他的父兄作事越多,这才是普及教育的真道理。”“无论教育什么人家的子女,都应该有益于人家的家庭生活,得人家家庭的欢心。总期使上过学的子女比没上过学的子女,帮助家庭的力量还大。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他是个人才,家里也支持他读书。”

    在这篇文章的页眉和最后有不少评点更清晰地表达出当时读本创作者的心态,如说“(士农工商)硬分出贵贱来吾实不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吾国士人皆游民耳,朝思做官,暮思赚钱,自鄙至此,吾甚羞之”;“言之沉痛”、“清快绝伦”、“百度更新当以此为入手”;“四民分途是吾国宿鄙”等等。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陶行知1925年说:全国“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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